金钱作为一种武器系统（第2/9页）

“听着，”我说，“我明白我能做的很有限。但如果我能从一件小事做起——”

“小事？”鲍勃说，“一家水处理厂？”

“那或许是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

“我在这儿待的时间比你长。”鲍勃说。

“好吧。”

“如果你想成功的话，别挑那种牛哄哄的大项目。这里是伊拉克。还不如去教寡妇养蜂。”

“养蜂？”我说。

“难道叫‘牧蜂’？”他说，“不管叫什么，反正就是生产蜂蜜。找五个寡妇，给她们几个蜂箱——”

“你在说什么？”

“我认识一个本地人可以卖给我们蜂箱，而且有个伊拉克地方议会说他们会支持这个项目——”

“鲍勃。”我说。

“怎么了？”他说。

“你到底在说什么？”

“大使馆喜欢那些能支持政府‘在伊工作方针’的完整项目。”

“这和找五个寡妇养蜂能扯上什么关系？”

鲍勃两臂交叉在胸前打量了我一番。他指着对面墙上张贴的工作方针说：“创造工作机会，那是改善经济。给女性创造工作机会，是赋予妇女权利。给寡妇工作机会，是救助弱势群体。一箭三雕。寡妇项目就像金子一样。加上地方议会的支持，我们可以说这是伊拉克人自主的项目。花费不超过两万五千美元，可以轻松通过审批。”

“五个照看蜂箱的女人。”

“我想那叫养蜂业。”他说。

“养蜂，”我说，“没什么帮助。”

“你想有什么帮助？”鲍勃说，“不管你做什么，这个国家都没有希望。”

“我要尽力解决用水问题。”我说，“让那家厂运转起来。”

“好吧。”他摇了摇头，然后抬头笑吟吟地望着我。他仿佛已经决定我爱怎么折腾都跟他无关。“那我们应该帮你联系伊斯塔尔加尔的美军连队。”

“伊斯塔尔加尔。”我重复道，努力想找准发音。

“我想就是这么念的，”鲍勃说，“意思是自由，或者解放。差不多。”

“好名字。”我说。

“不是他们取的，”他说，“是我们。”

我花了六周时间才到那个水厂。首先与总工程师卡齐米接通电话就用了三周，然后又用了三周和他敲定见面细节。卡齐米有个恼人的毛病：每当被问及时间日期，他的回答就像禅宗大师阐释顿悟一样。他会说：“只有山峰才不会相遇。”或者是“明日事，明日知。”

与此同时，辛迪的妇女健康诊所却办得有声有色。她把诊所设在高速公路逊尼派聚居的那一侧，病人数量与日俱增。而我的灌溉计划进展缓慢，除了坐等卡齐米回电之外再无事可做，因此我决定亲自过问诊所事务。说实话我对辛迪并不放心，我觉得她这人过于严肃认真，难担重任。而且通过她的汇报，我逐渐意识到这个项目的价值。

在伊拉克，女人看病很难，她们必须征得男人的同意，而且许多医院诊所都拒绝接待她们。你能看见“仅限男宾”的牌子，类似我的曾曾祖父当年遇到的“爱尔兰人除外”的招工启事。

医疗只是吸引当地人前来的诱饵，诊所的目标是提供更广泛的服务，这些服务的核心推动者是坚定的社会工作者——娜吉达和她的律师妹妹。她们会和每位造访诊所的妇女交谈，表面上询问她们需要哪些健康服务，实际想搞清楚还能提供哪些更广泛的救助。这个地区的妇女面临的问题远比未得到治疗的尿路感染要多，尽管尿路感染时常也很严重——妇科疾病往往不足以让男人们将他们的妻子、女儿或是姐妹送诊，所以在美国，我们看来是小病的疾病在这里会越拖越严重。有个女人的尿路感染甚至危及肾脏，险些导致肾衰竭。

诊所也帮助那些想离婚的女人、遭受家暴的女人、未得到应有的公共援助的女人，或是因亲人被联军误杀而索要赔偿的女人。有个十四岁的女孩找到我们，起因是家人在她遭到轮奸后想把她卖到妓院。这种事并不罕见，因为被强奸的女孩没有出嫁的希望。但较之时有发生的强制殉节，家人这种安排还算有点人情味。

娜吉达姐妹尽其所能帮助这些女人，并时常将问题反映给地方议会和政客。她们并不试图“解放”伊拉克妇女——不管这个口号究竟是什么意思——或是教她们创业。娜吉达和她的团队倾听妇女的心声，帮她们解决实际困难。比如那个十四岁的女孩，娜吉达找了个警察朋友搜查了女孩的家和妓院。之后女孩进了监狱。对她来说，那是最好的结果。

我去了几次诊所，打算把这项服务推广到别的社区。这时卡齐米终于回复了我们，同意见面。我一边与他确定细节，一边与伊斯塔尔加尔的连队商讨护送事宜。

“很久没人走那条路了，”一名连长在电话里告诉我，“路上或许还有二〇〇四年留下来的炸弹。什么都可能发生。”

这可不是你想从一名强悍的军人口中听到的话。去伊斯塔尔加尔之前，我已有过几次军车护送的经历，但连长的评估，还有见面时士兵们一脸的紧张，让我产生了在军队里他们说的“高恐慌系数”[23]。负责护送我的排一定是抓阄输了，对于危险他们都心知肚明。“等着被炸飞吧。”我听见一名士兵对同伴说。上路后，唯一能缓解我紧张情绪的是我那一脸厌倦的翻译——一位矮胖的逊尼派穆斯林，人称“教授”。

“他们为什么叫你‘教授’？”我问他。

“因为我本来就是教授，”他说，一边摘下眼镜擦拭镜片，似乎在强调这一点，“在你们搞垮这个国家之前。”

尴尬的开场白。“你知道，”我说，“从一开始我就反对这场战争……”

“你们把伊拉克烤成了蛋糕，”他说，“然后送到伊朗嘴边。”

他冷笑一声，双手交叉放在肚子上，闭目养神。我假装看见路旁有什么而侧过头去。普通翻译不会这样和美国人讲话。我们陷入了沉默。

“伊斯塔尔加尔，”我终于找到了话题，“意思是‘自由’，还是‘解放’？”

他的眼睛睁开一条缝，乜斜着看我。“伊斯塔尔加尔？伊斯第克拉尔[24]是‘独立’，”他说，“伊斯塔尔加尔什么也不是。它的意思是美国人不懂阿拉伯语。”

据说教授在萨达姆时代手上也沾过血。无论真假，他是我们最好的翻译。但他不是个理想的旅伴。他双手合抱，两眼紧闭，或是在打盹，或只是不想说话。

车窗外满眼荒凉，没有树木和动物，也没有一丝植被或水源——这片土地一无所有。当人们描述伊拉克时，他们常提起电影《疯狂的麦克斯》——在那部以世界末日为背景的三部曲中，一群身穿虐待狂服饰的摩托车手穿越沙漠，为争夺汽油斗得你死我活。我在伊拉克从未见到过这幅景象。除了在什叶派的某个诡异的节日，人们用锁链相互抽打外，你在这个国家再也见不到恋物癖的痕迹。现在这里连个活物都见不着，我倒很期待视野中出现几个人影，即便是戴皮面具、穿露臀皮裤的机车党。可惜战争不是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