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疗伤及任务被取消

奥尔德本

1944年7月13日——9月16日

“这一次，陆军把事情做到了点子上，我感到这是惟一的一次，”戈登·卡森说，“让我们上了那些坦克登陆舰，带我们进了南安普顿，又带我们回到了奥尔德本，发给我们两整套全新的军装，还发了欠我们的薪饷——150美元或者再多一点，还给了我们七天假。早晨六七点钟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去伦敦的路上了。”

E连的弟兄们对在伦敦度过的那一星期没有留下什么印象。美国伞兵是最早从诺曼底返回英国的军人；报纸上登满了他们的英雄事迹；城里的每一个人都想请他们吃顿饭或喝杯啤酒——不过也许只是第一天罢了。但年轻的英雄们表现得有些过火。他们喝得太多了，打坏了太多的窗户和椅子，与伞兵这外的人之间也发生了过多的打架事件。这是伦敦历史上最为失控的星期之一。一家报纸把美国兵们造成的损失比喻成一次闪电式的突袭。一个广泛流传的笑话是这样说的：在伦敦的宪兵队将会受到总统的嘉奖，因为他们在101师在伦敦的这段时间付出了超常努力。

并不是所有的弟兄都去了伦敦。哈里·韦尔什去了爱尔兰探亲；温特斯留在奥尔德本休息、思考，并给死伤弟兄的父母们写了信。戈登和利普顿伤愈后去苏格兰观了光。

戈登从诺曼底撤离后被送进了医院，接受了皮肤移植，他的一条腿从臀部到脚趾都打上了石膏。在他住的病房里，他是惟一一个因为战斗而负伤的人，其他人要么是生病要么是在英国因意外事故受的伤。因此，他成了“极受尊敬的人物，他们都敬畏我”。整整3次，军官们来到这儿把紫心勋章别在他的枕头上。“我总是谦逊地低垂着眼帘，轻轻地对来看望英雄的那一小群人道谢。”然后他会把勋章藏起来等待着下一枚。

在医院里住了8个星期后，他回到了E连。（把康复的弟兄送回到原先的连队是空降师的政策；而在步兵部队，伤兵身体复原后，将被派往任何需要他们的地方。所有的伞兵都把前一种做法看成是空降部队最英明的举动；而后一种做法在每个人看来都是陆军做出的最愚蠢的决策。）

塔尔伯特中士是和戈登同时回到E连的。由于他是被二等兵史密斯的刺刀刺伤的，而不是被德国人打伤的，他失去了获得紫心勋章的资格。戈登叫他别难受，他可以把他额外获得的一枚紫心勋章给他。3排的弟兄集合起来为塔尔伯特举行了一个专门的仪式。在这之前，戈登和罗杰斯已经写了一首诗，想使塔尔伯特、史密斯手“插到他俩之间的那把刺刀”的故事永远流传下去。诗名为《刺刀之夜》；值得后人庆幸的是，这首诗并没有流传下来（也许是因为该诗的作者不想让我在此书中发表吧）。愤怒的塔尔伯特宣称，“这小杂种刺我的时候我本可以朝他开6枪的，但在那时，我想我们应该饶他一命。”

一些伤兵担心自己会终身残疾。马拉其发觉了这点。有一天，他和唐·穆尼坐在食堂里，利普顿刚好经过。“嗨，残废。”马拉其喊了起来。利普顿转过身抓住他俩的脖子，把他们从椅子上拎了起来，并宣称他会一次解决他们中的一个或一块儿解决。他俩脸都吓白了，赶紧说他们只是开个玩笑，没有任何其他意思。过了一会儿，利普顿又回来了，红着脸说他很抱歉自己发了脾气，但他确实害怕手上的伤会造成终身残疾，使他再也无法在大学里打橄榄球了。

尽管伦敦之行使紧张气氛有所缓解，尽管戈登有时候试图说点笑话逗逗乐，但是，弟兄们想着曾经面对过的现实，想着将要面对的现实，气氛仍然被压抑和忧虑所笼罩。

从诺曼底回来后的第一天晚上，马丁中士四处看了看1排的驻地，1943年9月到1944年5月住在这儿的弟兄有一半已经不在了。他对瓜奈若说：“哎呀，比尔，现在我们只剩半座营房的弟兄了，可我们还没有开始打仗呢。看来我们不可能活过这一仗了。”

“如果说我们在诺曼底这个该死的小行动中就失去了一半的兵力，”瓜奈若回答，“算了，别再说啦，我们再也回不了家了。”

他们去苏格兰休了假，在那儿他们文了身，什么都不在乎了，“打一次仗就死了这么多弟兄，还有整个战争等着我们去打，为什么不呢？”

二等兵戴维·凯尼恩·韦伯斯特曾在D日和2营营部直属连一起空降，几天之后受了伤，被送到英四，在2营前面回到了奥尔德本。当“那些瘦弱、疲倦的幸存者的队伍行军到这个地区时，”韦伯斯特躲在红十字会所的不大亮的地方，不想有人看到他的脸。他们问，“韦伯斯特，德国佬在卡朗唐的另一边发动大反攻，F连撤退，E连的侧翼暴露时，你到什么鬼地方去了？”

韦伯斯特虽然挺尴尬，还是很高兴看到朋友回来。“营里的弟兄即使不知道名字的，看着也面熟，”他写道，“你感到自己是大家庭里的一分子。你和这些弟兄们之间的关系远比和任何平民百姓都亲近得多。”

韦伯斯特申请调回E连。他在营部直属连的大部分时间一直当弹药手，因此在诺曼底，只打过一次机关枪，然而“我渴望战斗。我想尽快把战争打完；我想在前线连队中作为一个步兵去战斗”。于是，他成了1排的一员。

韦伯斯特的看法正如他给父母的信中写的那样，“我每活一天都觉得是赚来的。我从不认为地在下次空降中幸存。如果我回不来了，你们要想开点。我希望能说服你们，让你们和在战场上的我们一样把死亡看得淡一些。在战争的硝烟中，你可以预料到伤亡，预料到某人被杀，当你的战友被机关枪打中脸部时你不会觉得惊讶。你只能继续。这和平民的生活不同，平民生活中突如其来的死亡总是让人觉得出乎意料。”

他的母亲回信给他，对儿子这种看法感到大为惊慌（她还为韦伯斯特的弟弟感到担忧，他的弟弟刚刚加入了伞兵部队），韦伯斯特给母亲的回复非常直率：“你难道更希望别人的儿子死在泥泞中吗？你希望我们赢得战争，但很显然你又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流血牺牲。这真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心态。”

“总得有人去打仗、杀敌；总得有人在步兵或伞兵部队。如果整个国家的人都是你这种态度，就没有人会去打仗了，每个人都想呆在后方勤务部。这个国家又会变成什么样呢？”

利普顿感到“弟兄们处在战斗中时，出现不可避免的事是没有办法的。人在战场上，既然无力改变这种现实，那就只得接受。一下子，他们对死亡、尸体、毁灭、残杀、危险就都变得习以为常了。敌人的死伤对他们的情绪不构成影响。自己人的死伤也只是给他们留下短暂的印象，这种印象里夹杂着一种转瞬即逝的庆幸和成功感，庆幸死伤的并不是自己。（当他们的战友倒下时，对许多战斗着的军人来说，‘感谢上帝是他而不是我’是一种普遍的想法；不过，过一阵子，可能会生出一种罪恶感。）许多事还等着去做，仗还要靠他们去赢，他们考虑的是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