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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基沣离军养伤期间，阅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萌生了到“共区”去看看的念头。他在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然后秘密到达延安。在延安，何基沣得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的接见，并彻夜长谈。延安的所见所闻彻底改变了何基沣，离开延安前夕他对毛泽东说：“到现在我这个旧军人才懂得，没有共产党中国无望，恳求收下我这个新战士。”自此，何基沣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

1948年，何基沣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和另外一名副司令张克侠一起率部驻扎在徐州东北一带的贾汪地区。

何基沣中共秘密党员的身份，只有中共几个高层知道，李婉丽自然被蒙在鼓里。

李婉丽在徐州“剿总”办公厅内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文书，负责会议通知和会场准备，大家了解其家族与李宗仁以及新来的刘总司令之间的渊源后，就更没人敢向她发号施令。李婉丽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办公室喝咖啡，就是四处走走逛逛。由于和刘峙司令的办公室在同一幢楼内，李婉丽还时不时走进刘峙办公室为这位司令叔叔端茶倒水，送去几盒托人从上海带来的西式点心。

过了一段时间，李婉丽好像在这个位置上待烦了。别人每天都在忙忙碌碌，而她整天无事可做，便萌生了换个岗位的想法。

这天，李婉丽像往常一样花枝招展地走进了刘峙的办公室。她没有带西式点心，而是带了一幅老画，说是让刘峙帮她掌掌眼。这幅画看似普通，展开之后却让刘峙大吃一惊，原来是郑板桥的《峰石图》。刘峙对字画收藏颇有研究，他戴上老花镜，仔仔细细研究了半天，也没找出什么破绽，于是强压住内心的兴奋，问画是从哪里来的，李婉丽答说是祖上传下来的。李婉丽家几代行医，家境非同一般，刘峙再清楚不过。

“好东西！好东西！”刘峙连说两遍。

李婉丽说：“刘叔，我们家里人都不懂画，画就先放在这吧，您慢慢欣赏。我今天呀，过来想和叔叔汇报一下我工作的事情。”

刘峙将画卷小心翼翼地收起，放在了一边。

“你有什么想法啊，说给刘叔听听？”刘峙关心地问道。

李婉丽说：“我在这工作的时间已经不短了，可整天没事可做，真是无聊死了。我想换个能帮叔叔干点事的工作！”

刘峙一听，甚是高兴：“婉丽，你的想法很好，年轻人闲着闲着就荒废了，要多吃苦多锻炼！要不你就在办公厅挂个副主任，帮助叔叔张罗张罗？”

李婉丽先是一番谦让，说怕干不好。又旋即表态感谢刘叔厚爱，表示自己一定会尽心尽力干好工作，跟着刘叔一道为剿灭“共匪”做点事。

徐蚌大战之前，徐州“剿总”曾经开会制定了两套作战方案：一是以攻为守，向北发起攻击，阻止中共部队南下，伺机收复济南；二是放弃徐州，南撤蚌埠，据淮河而守，加强南京外围防御。刘峙和副手杜聿明主张实施第一方案，正着手准备组织部队向北推进收复济南，突遇东北战事告急，蒋介石急忙将杜聿明从徐州调往北平。杜聿明一走，刘峙顿时失去了主心骨，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急得拍着桌子大喊：“这时候把光亭调走，徐州一大堆人马该怎么办？还有谁能帮我？”

李婉丽不敢多嘴，赶快斟了一杯茶端到刘峙跟前。

“刘叔叔，不要着急，办法总会有的。”

刘峙只好命令各部队暂缓行动。远在东北的杜聿明也没料到自己一走，计划就停了下来。原计划不能实施，又不愿执行另外一套作战方案，徐州“剿总”处在一种骑虎难下的困境中。

1948年10月初的一天，徐州“剿总”情报处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来者自报家门是南京汉府巷洋蜡商行的掌柜涂俊泰，路过徐州希望拜见顾一炅处长。情报处门前的卫兵说，顾处长可是个大忙人，不要说像他这样的人，就是部队的旅长师长来，不提前预约也休想见到。涂俊泰不但不走，还破口大骂起卫兵来。楼下的大声吵闹惊动了顾一炅，问清事由后，他匆忙离开办公室，毕恭毕敬将涂俊泰接到了办公室，又是赔礼道歉，又是端茶倒水。

涂俊泰是个化名，来人真名叫周其正。

周其正可不是一般人物。此人既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毕业生，又是戴笠领导的军统前身复兴社的成员，在国民党特务系统算是大名鼎鼎的资深元老。作为戴笠最得力的“八大金刚”之一，周其正在抗战期间的表现被编成教材，资历较浅的顾一炅在重庆特训班当学员时就专门研习过其实战案例。顾一炅记得，学习中间，周其正还来到重庆上了一堂实战辅导课，戴笠亲自到场做点评：“要是党国有十个周其正，不但日本人在中国长久不了，‘共匪’毛泽东在延安也长久不了！”

抗战后期的1942年，大汉奸周佛海为给自己留条后路，暗地里与戴笠的军统联络，戴笠派去潜入汪伪内部的接头人就是周其正。为联络方便，周佛海将他安插在汪伪中央军事委员会军事处，职务是第六科少将科长。周其正走马上任后，立即重组了被日本谍报机关破坏的军统南京站。周其正重新建立的南京站下设八个组，成为沦陷区的大站。“双面间谍”周其正一方面担负周佛海与重庆的情报联络工作，搜集汪伪政府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另外一方面利用自己在汪伪中央军事委员会里的少将身份，与伪军中的实力派高级将领孙良诚、张岚峰、吴化文、郝鹏举、刘夷、张海帆、洪侠、崔象山等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奉蒋介石和戴笠之命争取他们。因情报工作成绩突出，后来周其正被戴笠擢升为军统少将，成为军统内的高级特务之一。周其正最得意的成就是在日本投降前夕，与周佛海联手秘密制定了对南京、上海的接收方案，架空了伪政权的代理主席陈公博。

日本宣布投降后的当月，蒋介石为争夺抗战胜利果实，一方面电令延安就地驻防待命，另一方面却命令伪军“负责维护治安，保护人民”。居功自傲的周其正对蒋介石名不正言不顺的这一套不予理会，公开宣布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先是接管汪伪《中央日报》和由周佛海控制的《中报》这两家南京的大报，封存汪伪中央储备银行金库，然后又派人分别控制了中山东路上的汪伪财政部、宪兵队、汪伪中央电台等重要机关，最后逮捕了一大串汉奸，包括伪中央常务委员梅思平、缪斌，伪司法行政部长吴颂皋，伪陆军部长肖叔宣，伪南京市长周学昌，伪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鲍文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