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基督教发展的主要条件（第2/4页）

除了这些内部的证据之外，还可以加上非犹太人的供状、怨言和表现出来的恐惧。琉善是一位研究人类的哲学家，他的作品用极生动的词句描绘当代的各种情况，可以知道在康茂德统治时期，他的故乡本都充满伊壁鸠鲁派教徒和基督徒。[357]基督死后不到80年[358]，仁慈的普林尼不禁发出感叹，试图消灭的罪恶依然无比猖獗。在他写给图拉真皇帝极为详尽的信函中，提到罗马神庙几乎全部荒废，用作祭品的牲口无人购买，而从异地传入的宗教信仰，不仅充斥各个城市，甚至已经遍布本都和比提尼亚的乡村和原野。

有些作家颂扬和叹惜基督教在东方的发展，无须对他们的说法和动机进行深入研究。因为谁也没有留下足够的证据，可正确判断那些行省的信徒人数。无论如何，有一种事实总算保存下来，让我们对这个不为人知的有趣问题多少可以略见端倪。那就是狄奥多西当政时期，基督教沐浴在皇恩之中长达60余年，古老而远近闻名的安条克教会有10余万会众，其中竟有3000余人依靠公众的捐献为生。此后，东方最繁华荣耀之地，在于人口密集的恺撒里亚、塞琉西亚、亚历山大里亚和安条克诸城。就在查士丁老皇在位时，发生了一次地震，使安条克居民死去25万人，[359]这证明居民总人数恐怕不下于50万人。不论基督徒数量由于宗教狂热或教会势力如何大大增加，都不可能超过这个大城市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但若我们拿受迫害的教会和得胜的教会、西方和东方、遥远偏僻的村庄和人口众多的城市、最近改信基督教的地区和最早接受基督教的地方等对立因素做一比较，就会发现应当采用的人口比例数是多么截然不同。然而，我们记得克利索斯托的作品也提供了一些有用资料，上面所列举信徒的人数甚至超过犹太人和异教徒。要解决这个难题其实很容易，显而易见，这位言辞锋利的传教士，只是在安条克的民政组织与教会组织之间进行比较，也就是在受洗而得以进入天堂的教徒人数，和有权享受公共福利的公民人数之间进行比较，前者中包括奴隶、外地人和儿童，后者却将这些人排除在外。

亚历山大里亚的商业非常兴旺，加上邻近巴勒斯坦，使新兴宗教极易传入。大量特拉普提派信徒首先皈依，他们是居住在马里乌特湖区的艾赛尼人，这个犹太教教派对摩西的宗教仪式本就不如从前那样尊敬。艾塞尼人严肃的生活态度，他们的厉行斋戒和逐出教门的规定、资产的公有，对独身的热爱，热衷殉教以及义无反顾的信仰，为原始教会的教规提供极其生动的景象。[360]基督教神学似乎是在亚历山大里亚的学校中初步具有正统、科学的形式的，当哈德良巡视埃及时，见到一个由犹太人和希腊人组成的教会，因其重要的地位，而引起了好学君王的注意。但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基督教的发展仅限于这个国外的殖民地城市之内。

一直到公元2世纪末叶，德米特里乌斯的前任仅是埃及教会的高级教士，掌握教会大权后，他亲自任命3位主教，继任者赫拉克拉斯把主教人数增加到20人。[361]一群沉默寡言、生性顽固的地方人士，用冷漠态度勉强接受新制定的教义。甚至在奥利金时代，很难见到一个埃及人可抛弃野蛮习俗，而不再杀害动物用来祭神。一旦基督教登上统治宝座，蛮族的热情屈服于普遍流行的宗教的风气，埃及的城市充满主教，蒂巴伊斯沙漠到处是隐遁的修士。

(三)罗马教会发展的有利条件

从异地和外省来的人流，不断注入罗马城宽广的胸怀。任何一种奇特或丑陋的事物，任何一个罪人或嫌犯，都希望隐匿在人烟稠密的首都，以求逃脱法网的搜捕。在这样一个多民族混杂的环境之中，无论是传播真理或虚妄的导师，还是道德或罪恶社团的创建者，都非常容易得到大批门徒和从犯。罗马的基督徒按照塔西佗的记载，在无端遭到尼禄迫害时，数量已经相当庞大。这位历史学家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就像李维在叙述元老院始而接受继而取缔巴库斯的祭祀仪式时，所用的语气和笔调一样了。在酒神的信徒们使得元老院采取严厉的措施之后，人们同样担忧已有极大数量的简直可称为一个民族的宗教团体，介入万分可厌的神秘活动之中。要是能够仔细深入追究，就会发现真正的信徒没有超过7000人。当然，如果考虑这些人将是司法单位侦办的对象，这个数字就相当惊人了。[362]塔西佗和较早时期的普林尼，提及受骗的狂热分子未免过于夸张，到底有多少人抛弃对诸神的崇拜，措辞非常含糊不清，我们对这点也要加以澄清。罗马教会毫无疑问在帝国中居首位而且会众最多，一份可靠的记录，记载了大约在公元3世纪中叶，经过38年和平时期以后，这个城市的宗教情况。那时，罗马教会的教士包括主教1人，长老46人，执事7人，副执事7人，辅祭42人，以及读经师、驱魔师和看守共50人，依靠教徒捐献赡养的寡妇、残疾和穷人共有1500人之多。按理推算或是拿安条克的状况做比较，我们可以大致确定，罗马的基督徒约为5万人。关于这个伟大首都的总人数，也许很难做出准确推算，但按最低的标准估计，居民不可能少于100万人，基督徒最多占二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五。[363]

(四)基督教传播的主要方向

西方诸行省对基督徒的了解，似乎来自在它们中间传播罗马语言、思想和习俗的同一类活动。在这一更为重要的情况方面，阿非利加和高卢，逐渐仿效首都的做法。然而，尽管产生了许多有利条件，诱使罗马的传教士前往访问拉丁诸行省，但他要想真的前往还要渡过大海越过阿尔卑斯山。[364]除此以外，在其余那些幅员广阔的地区，无法找到可信的迹象，表明这里比起安东尼统治时期，出现过更激烈的皈依热潮和迫害活动。[365]福音传播在高卢严寒区域缓慢发展，与在阿非利加炙热的沙漠地带，那种迫不及待的接受情况极不相同。阿非利加的基督徒很快就形成原始教会的主要组织，这个行省基督教组织发展最快的常常是在最偏僻的乡村，而不是在重要市镇。设置主教的做法有助于提高宗教社团的声望和地位，而这些团体在整个公元3世纪中，受到德尔图良宗教热情的鼓舞，服从西普里安才能过人的领导，由拉克坦提乌斯百般加以美化。

我们转过来看看高卢，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整个马可·安东尼统治时期，只能在里昂和维埃纳，见到人口不多还能联合在一起的会众。甚至迟至德西乌斯时代，仅在阿尔勒、纳博讷、图卢兹、利摩日、克莱蒙、图尔和巴黎等少数城市，存在零散而由少数虔诚教徒维持的教会。[366]沉默适合虔诚的心灵，却与宗教的热情难以兼容。我们不免为看到基督教萎靡不振的状况而慨然感叹，由于在头3个世纪里未能产生一个教会作家，无法将这些行省的凯尔特语改为拉丁语。在阿尔卑斯山这一边的行省中，在学术和知识方面处于领袖地位的高卢尚且如此，反射到西班牙和不列颠等遥远行省的福音光芒，便显得更为微弱了。如果我们相信德尔图良激烈的言辞，那么，当他对塞维鲁皇帝的官员呈送《护教申辩书》时[367]，这些行省便已笼罩在基督教信仰的照耀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