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希腊人、萨拉森人和法兰克人的军事力量（第2/3页）

希腊君王的财富和众多工匠的勤奋，能充分供应锻铁炉、织布机和试验室所需的各种技艺。然而权威著作和各种技艺无法造就最重要的战争机器，即士兵本身。虽然君士坦丁七世的《礼仪书》认为皇帝安全班师回朝是理所当然，[116]然而他的《战术学》却尽是如何避免可能的败北和拖延战事的时日，很少有更高明的战术。[117]虽然希腊人获得了一些短暂的胜利，却始终处于自己所认定的悲惨状况，也难逃邻国的法眼。一只冷漠的手和一条好辩的舌是对这个民族最粗鄙的描述。《战术学》的作者被围困在他的首都，有些最后出现的蛮族，对萨拉森人或法兰克人的名字感到畏惧，也能骄傲地展示出金质和银质的奖章，那是他们勒索君士坦丁堡虚弱的统治者强行获得的。受到他们的政府和习性所压制的进取精神，在某些方面应该可以受到宗教影响力的激发，但可惜希腊人的宗教只是训诫他们要忍受和服从。尼西弗鲁斯皇帝想把殉教者的荣誉，授予对抗不信者的圣战中丧失性命的基督徒，即使恢复罗马人名号的纪律和光荣，也不过片刻工夫。然而教长、主教和元老院的资深议员全都持反对态度，这种政治性的法案遭到抵制未能通过。他们费尽口舌极力赞同圣巴西尔的教规，任何人从事士兵的血腥行业使信仰受到玷污，都要隔绝与信徒的交往3年之久。[118]

(三)萨拉森人的军事特性和战术战法

我们可以将希腊人的顾虑与最早的穆斯林做一下比较，如果不让后者上战场，他们会流出眼泪。对照卑劣自私的迷信行为和高尚自豪的宗教狂热，只要具有明智的眼光，就会洞悉敌对民族的历史发展。先知的友伴是充满热情和信仰的门徒，至于那些哈里发之后陆续获得的臣民[119]，毫无疑问是堕落的后代。然而他们的好战信条仍旧表现出神圣性，也赋予那些发起战争的人。宗教狂热的火花虽然处于潜伏的状况，还是至为重要，经由他们的信仰仍旧闪烁在心田深处，有些萨拉森人居住在基督徒的边界，经常燃起鲜明和积极的火焰。

他们的正规军是由勇敢的奴隶组成，这些人受到教导要保护他们的君王，伴随着主上的旗帜向前迈进。但等到号角声响起，宣示一场对抗不信者的圣战正式拉开序幕，叙利亚、西利西亚、阿非利加和西班牙的穆斯林民众全都惊醒。有钱人禀持的抱负是为真主的大业牺牲性命或是获得胜利，穷人为抢劫的希望所诱惑，老人、残疾者和妇女也善尽自己的责任，派遣他们的代理人进入战场，装备所需的武器和马匹。这些进攻或防守的武器就强度和性能而言，与罗马人使用的装备不相上下，只是穆斯林信徒们在骑术和箭术方面更为高明。他们的腰带、缰辔和刀剑都用大块白银来装饰，展示出一个兴旺民族富丽堂皇的气象。除了来自南部的一些黑人弓箭手以外，对于他们祖先赤裸身体的英勇形象，阿拉伯人抱着不屑一顾的态度。他们不使用车辆来运输，而是伴随着长长行列的骆驼、骡子和毛驴，为数众多的牲口都装饰着旗帜和幡带，使整个队伍从外表看来更为雄伟而且声势惊人。东方的骆驼有笨拙的外貌和恶臭的气味，敌人的马匹遇到就会产生骚动。他们忍耐口渴和炎热的本领真是无可匹敌，但积极的精神一旦遇到冬季的寒冷就动弹不得。他们知道自己有爱好睡眠的习性，坚持要求完成周详的准备以防止敌人的夜袭。两条战线分别配置长方形的方阵形成战斗序列，每条战线都非常坚实而且形成纵深，第一线是弓箭手，而第二线是骑兵。他们在海上或陆地的接战中，发挥最大的耐性来抵抗狂暴的攻击，一直要等到敌人在受到压制的状况下疲乏不堪，否则很少主动前进发起冲锋。但若他们一旦被击败或是战线遭到突破，就根本不知道如何整顿部队再行战斗，对于迷信的成见使得他们更为惊慌，那就是他们认为真主已宣称自己站在敌人那边。

哈里发的衰亡可以证明这种令人畏惧的论点，在伊斯兰教徒和基督徒之中，存在一些晦涩难解的预言[120]，早已提出宣告说他们要交替遭受败北的命运。团结的阿拉伯帝国已经解体，但独立的王朝或区域仍相当于人口众多和势力强大的王国。就拿阿勒颇或突尼斯的埃米尔来说，他们的水师和军队的实力，凭着技能、勤奋和财富都不容小觑。君士坦丁堡的君主在与萨拉森人处理有关和战的大计时，经常会产生很深的感触，这些蛮族就纪律和训练而论，完全没有未开化的痕迹。虽然他们缺乏创造的才能，但依然拥有求知和模仿的锐气。原型当然要比复制品更为完美，他们的船只、器械和筑城的结构都不是很高明。他们也毫不羞愧地承认，真主将舌头给予阿拉伯人，将精巧的双手赐予中国人，而希腊人则得到了善于思考的头脑。

(四)法兰克人和拉丁人的军事特性和战术战法

几个日耳曼人的部落位于莱茵河与威悉河之间，胜利的影响力遍及高卢、日耳曼和意大利绝大部分地区。通用的称呼是法兰克人，希腊人和阿拉伯人用来指称拉丁教会的基督徒，也泛指西方的民族，后来将他们的知识传播到大西洋的两岸。这个巨大的政治体曾受到查理曼的鼓舞，在他的精神感召之下联合起来，但是他的家族陷入分裂和堕落中，否则可以与拜占庭的恺撒争胜。那些可以用来为基督徒的屈辱复仇的皇家权力，很快就走向崩溃。当年的那些施政措施，像国家岁入的运用、贸易和生产的成果支持军事行动、行省和军队的和衷共济，以及从易北河口到台伯河一线规律配置的海上分遣舰队，全部都如过眼云烟，使得敌人不再畏惧而臣民不再信任。

查理曼的家族在10世纪初叶几乎已经销声匿迹，他的王国分裂成很多独立和敌对的城邦，帝王的头衔被野心最大的首领僭用，国王的下属全都效法他们叛乱的行为。整个社会一片混乱，陷入无政府状态，每个行省的贵族拒绝服从君主并压迫臣属，对于同侪和邻邦进行永不休止的斗争。这种私人之间的战争摧毁了政府的架构，也煽动起民众的尚武精神。在现代的欧洲政治体系中，具有优势武力的只有5或6位强大的统治者，至少事实如此，作战行动被控制在遥远的边界，且听从几位人士的命令，他们尽毕生之力从事战争艺术的研究和实行。这个国家和社区的其余人员，在战争之中还能享受和平的安宁，唯一感觉到的变化是国家税赋的增加或减少。

在10世纪和11世纪的混乱局势下，每个农夫都是士兵，每个村庄都是堡垒，每处森林或山谷都是谋杀和抢劫的地点，每个城堡的领主都被迫扮演君主和武士的角色。家族的安全、对领土的维护以及受到伤害后的报复，全部取决于自己的勇气和策略，就像规模更大的征服者，一心想要采取攻击行动，宁愿放弃守势作战所具有的利益。亲冒战阵的危险和不得不下的决定，更能强化心灵和肉体的力量，也正是这种精神的感召使他们拒绝抛弃盟友和饶恕敌人，不愿在官员的保护和照顾之下安然憩睡，并骄傲否定法律所赋予他们的权利。在封建流行和社会混乱的时代，农耕和技艺所使用的工具转变成杀人的武器。民间和教区那些爱好和平的行业，不是全面受到禁止就是性质遭到败坏。主教也把他的法冠换成头盔，与其说是职责使然，不如说是时代的迫切要求。[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