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崇祯大败局：死要面子亡了国（第3/6页）

说起来，薛国观能够当上首席大学士和多尔衮还有点关系。大明崇祯十一年、大清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多尔衮率军闯入大明腹心地区达七个月之久，对大明的打击空前巨大。前面曾经提到的卢象升、吴阿衡两总督之死，洪承畴、孙传庭被调离陕西前线，李自成、张献忠有了喘息之机等等，都是由这次战争所致。当时的首席大学士在此期间举措失当，从而丢掉了首辅的职位。于是，薛国观坐上了这个位子。

在帝国制度下，有三种人是轻易得罪不得的：一是皇亲国戚，二是太监，三是特务组织东厂与锦衣卫，其道理不言自明，这也是这个国家不配有什么更好命运的重要原因。谁知，这薛国观当上首辅之后，却一举把这三种人全都得罪得不轻。

有一天，皇帝和薛国观聊天，谈论起如今社会风气太坏，到处都是贪官污吏，君臣之间不胜感叹。薛国观叹息说：“假如东厂和锦衣卫能够恪尽职守的话，贪官污吏们就不会如此胆大妄为！”此话一出口，站在边上的提督东厂大太监王德化便吓出一身冷汗。薛国观一言不慎，便一举把太监和东厂特务双双得罪。从此，东厂的大小特务就开始恪尽职守地严密监视起内阁首相，并不时把薛国观收礼受贿的事迹报告给皇帝。

不久，君臣二人为经济窘迫、军费没有着落发愁。薛国观便给皇帝献了一策，他建议皇帝发行“国债”，向大臣和皇亲国戚们借钱。这家伙特意举出了一个离皇帝很远的亲戚侯爵李国瑞为例，说他拿出四十万两白银应该不难。这李国瑞是崇祯皇帝曾祖母即万历皇帝母亲李太后的家人，素以有钱著称。当时，李国瑞正在和弟弟李国臣闹别扭。李国臣就放出风去，说他父亲死时留下了四十万两银子，自己应得二十万两，可以全部捐献给皇帝充作军费。皇帝一听大喜，立即下令勋贵们捐资助饷。

李国瑞为了显示自己没有钱，把房子拆了，把家里的破铜烂铁统统摆到大街上叫卖，说是要换钱帮助国家渡过难关。朱由检听说后，怒火万丈，立命夺去李国瑞爵禄，致使李国瑞惊悸而死。崇祯妻子周皇后的父亲也是到处哭穷，周皇后为了帮助自己的丈夫，也为了帮助自己的父亲，悄悄给了父亲五千两银子，于是，皇后的父亲勉强捐出了一万两。后来，李自成进北京后，据说，真的从李国瑞家里敲诈勒索出了四十万两白银，而在周皇后的父亲家里，敲剥出的数字是五十三万两。

就在皇亲国戚人人肉痛不已时，皇帝的第五个儿子生病了。据说，病中的皇五子看见自己已经死去的高祖母李太后，如今成了九莲老母菩萨。她老人家责备崇祯皇帝对外家不好，所以，先降灾皇五子，如果皇帝不痛改前非，还要让所有的皇子都死。过后，这皇五子真的死了。这虽然是太监、宫女、外戚们联手玩的把戏，却也是最有效力的把戏。崇祯皇帝大受刺激，立即册封李国瑞的儿子为侯爵，归还了所有捐献钱财，并在心中切齿痛恨薛国观。

有一天，皇帝命令薛国观为自己起草一份谕旨，薛国观交上来后，皇帝很不满意，当场将那份草稿扔在地上，并一一历数薛国观贪渎舞弊之情事，命群臣议罪。最后，薛国观被皇帝下令开除公职，遣送回乡。

薛国观在职期间敛财有术，离开北京时，装运财物的车子一辆接着一辆。东厂特务马上报告给皇帝，皇帝遂下令将他捉拿回来处死。于是，薛国观成了大明朝二百七十六年间，继洪武皇帝朱元璋处死胡惟庸、嘉靖皇帝朱厚熜处死夏言后，被处死的第三位宰相职级的人物。时人与后人普遍认为薛国观罪不至死，死得有点冤。他死后，皇帝下令不许家属收尸，将尸体扔在那儿长达一个月，致使遍体蛆虫，腐烂不堪，臭气熏天。

与薛国观一样倒霉的还有“奸臣”周延儒。

周延儒是一个在帝国官场几上几下的老官僚，属于那种好事坏事都掺合着做过一些的人物。他的死，自有其取死之道，却也很有点让人不知说什么好的意思。周延儒死后，和大名鼎鼎的严嵩一道被列进了《明史》中的“奸臣传”，后世一些史学家认为有点莫名其妙，觉得此人似乎还没有这样的资格。

崇祯一朝十七年，总共使用了五十位内阁大学士，史称“崇祯五十相”，就是崇祯皇帝有五十位宰相还亡了国，讥讽的味道很重。

周延儒在崇祯三年九月，曾经出任过一次内阁首辅，当时，朝廷内党争剧烈，基本没有是非善恶的底线，衡量国家事务与用人的标准大体上以是不是自己人为准绳。周延儒是江苏宜兴人，他的家人子弟横行乡里，无恶不作，以至于他家的祖坟都被人在夜里掘毁，宅院也被人纵火烧掉。在朝中为首相的周延儒则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口碑很糟。三年后，他在一场分辨不出是非善恶的官场倾轧中被罢官还乡。

八年后，崇祯十四年二月，国家局势一天比一天糟。一批东林党和复社的人投资几万两白银为周延儒活动，终于使崇祯皇帝想起了他的若干好处，于是召他回京，第二次出任内阁首辅。此次受召的有三个人，其他两人，一个坚辞不就，另一个到京后立即告病回乡，只有周延儒喜气洋洋地前来上任。据说，他的儿子告诉父亲，自己夜里梦见去世的母亲披头散发地抱着自己哭泣，极力劝阻父亲，不要复出。周延儒表示，此次复出，自己将要竭尽全力做好事，以报效皇帝，并且报答那些寄希望于自己的人们。

周延儒复出后，的确做了不少善事，譬如减免各地历年积欠的赋税，为一些冤案平反昭雪，制止东厂锦衣卫刺探臣民隐私等等，史称“都人大悦”。这些是导致后人为他名列《明史·奸臣传》抱不平的主要原因，却也为他后来遭祸，埋下了伏笔。帝国官场之乖戾吊诡实在令人一言难尽。

崇祯十五年元旦，文武百官朝贺完毕，崇祯皇帝请周延儒等内阁大学士站到西边的尊贵位置上，崇祯向周延儒深鞠一躬，说：“我以天下拜托先生。”然后，又给大学士们鞠了一躬，说：“自古以来，只要君臣志同道合，天下没有不太平的。”在大明帝国，这是臣子们从来没有受到过的崇高礼遇。可见，崇祯皇帝对周延儒的期待有多么殷切。

然而，此时的帝国官场早就不是周延儒第一次当首辅时的模样了。现在，官员们不但以是不是自己人为衡量是非的标准，而且一出手就要力图置异己于死地。周延儒在得到一批人拥护的同时，也受到了不少人的憎恨。譬如，锦衣卫首领骆养性便是最可怕的一位。原因很简单：周延儒奏请皇帝制止东厂锦衣卫刺探臣民隐私，使这些大小特务的权限大受限制，他们无法不恨得牙根痒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