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顺治之死，大清王朝的最大谜团（第3/6页）

而在内心深处，多尔衮极深的隐痛和愤懑并没有随着功成名就、位隆权重而消退。因此，他才会说：“若以我为君，以今上居储位，我何以有此病症？”（《清世祖实录》卷六十三，顺治九年三月癸巳）这表明，他心中的天人交战从未止息。他对皇太极的恩怨纠葛，对豪格的切齿痛恨，对孝庄皇太后的情意，对帝国肩负的责任，两次与皇位失之交臂的遗憾，定鼎中原对大清帝国毋庸置疑的丰功伟绩，一切一切无不交相煎迫，至少在他心中可能是充满了焦虑和愤恨不平。

从史料中推测，多尔衮对这小皇帝只是冷漠而已，找不到他挟巨大权势威迫小皇帝的事例。相反，多尔衮还在许多场合坚定维护着小皇帝的尊严。有一次，济尔哈朗等人商议，要将对摄政王的礼仪提高到诸王之上。多尔衮说：“在皇上面前不敢违礼，其他可以像你们商量的那样办。”第二天上朝时，诸王公大臣在大殿门口跪着迎接多尔衮，多尔衮马上命令调头回去，并责问他们何故如此？史料中，不止一处记载着多尔衮“待皇帝长大后，就要归政给皇帝”的谈话。据说，多尔衮说过一段话，一百多年后，乾隆皇帝在实录中读到这段话时，曾经感动得潸然泪下。

当时，多尔衮召集王公大臣开会，对他们说：“现在大家只知道取媚于我，很少尊敬皇上。我岂能容忍这样？当年，皇太极死时，大家跪着请我继大位，我誓死不从，遂推举了现在的皇上。那个时候，我尚且不肯做这样的事情，今天难道能够容忍你们不敬皇上而来给我拍马屁吗？从今以后，凡是忠于皇上的，我就会爱他用他，否则，虽然给我献媚，我也绝不宽恕。”（《清史稿》卷二一八，多尔衮传）这种情形，显然和多尔衮在推举福临时的顾全大局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那一口恶气梗在心头，使他的一些举措暴戾失当，从而大大增加了皇帝对他的恐惧和憎恶，也大失人心，为他死后的悲惨遭遇埋下了伏笔。这些举措中，最重要的就是修理济尔哈朗和除去豪格。

顺治四年二月，多尔衮以济尔哈朗修建的王府超出标准为由，下令罚款两千两白银，并罢免了他辅政王的名位。其实，这只是表面的理由，其中还有两个真实的隐情：济尔哈朗曾经对一个高级官员巩阿岱谈道：“皇子福临继位是件好事，没什么可说的。唯一令人忧虑的是有人想篡位。”显然，这里针对的是多尔衮。这个巩阿岱当时如何表示不得而知。事后，他向多尔衮告了密，导致多尔衮罗织罪名，贬黜了济尔哈朗。还有一个原因是：多尔衮与同胞弟弟多铎的感情最好，打掉济尔哈朗是为了给多铎当辅政王腾出位子。

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

第二年，顺治五年二月，豪格平定四川立下大功。返回京城后，不到一个月，多尔衮找来两个很可笑的罪名：其一，说他包庇手下的一个中级军官贪冒军功；其二，说他提拔重用了一个罪人的弟弟。然后，不由分说地将豪格幽禁起来。三月，幽禁中的豪格没有任何征兆地死去，时年仅仅四十岁。

同时，多尔衮兴起大狱：一批八旗高级将领控告济尔哈朗，说当初一些人谋立豪格为帝，济尔哈朗知情不举。就此，将努尔哈赤时代开国五大臣额亦都、费英东等人的子侄牵连进来，许多人被抄家并关进了监狱。济尔哈朗则据说是从宽处理，被降为郡王。

这种情形充满了乖戾不祥的气息，表明多尔衮在权势的膨胀中，已经不再是那个富有远见、运筹帷幄的政治家，当他不惜采用残忍下流的手段对付异己时，就和中国历史上那些阴狠低级的政客没有什么两样了。这是他的身后遭遇和失去历史尊敬的重要原因。

时年十一岁的小皇帝福临和那位比他大了近三十岁的豪格大哥感情甚好。豪格立大功回京，小皇帝十分兴奋，专门在太和殿设宴慰劳豪格。谁知，为大哥庆功的热乎劲儿还没有过去，就传来豪格的死讯。据说，听到这个噩耗后，福临的反应极度狂乱，几近疯狂，将身边的宫女太监们鞭打得鸡飞狗跳，一片狼藉。

大清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十一月初八日，时为冬至，大清入关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顺治皇帝在南郊祭祀时，颁诏大赦天下。诏曰：“叔父摄政王治安天下，有大勋劳，宜加殊礼，以崇功德，尊为皇父摄政王。凡诏疏皆书之。”以前，在“叔父摄政王”前面加一个“皇”字，表示这位叔父是皇帝的叔父。如今，在“摄政王”前面加上“皇父”二字，在字面上理解，自然是表明这位摄政王是皇帝的父亲。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似乎还从来没有过。从而，引发出了皇太后下嫁多尔衮的疑案，成为大清朝前期的又一个历史谜团。

然而，不管真实情形如何，这顶大帽子戴在多尔衮的头上后，至少可以令皇家那忐忑不安的心，变得稍许安宁一些。因为自古以来，有儿子篡夺父亲皇位的，也有叔叔抢夺侄子皇位的，却从未有过父亲抢夺儿子皇位这一说。从当时的情形看，这个主意不管是什么人出的，但最终定夺的人，显然应该是孝庄皇太后。换言之，皇太后是否经过大婚而下嫁多尔衮就变得一点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皇父摄政王”这样一个称呼，只能让人做两种理解：其一，肯定了多尔衮与皇太后事实上的婚姻——夫妻关系，从而确定了多尔衮“皇父”的地位；其二，若多尔衮与皇太后之间没有事实上的婚姻——夫妻关系，就只能说，多尔衮被这位皇太后玩弄于股掌之间了。从当时的情势看，后一种可能性不是很大。在未来的岁月里，实事求是地说，英雄一世的多尔衮，的确有被这位皇太后玩弄的迹象，但应该不是在这件事情上。

后来，有学者极力要用中国文化传统来解释，认为这里的“皇父”，和古代的诸如“尚父”、“仲父”、“亚父”等等是一个意思，只是一个尊崇的称呼。譬如，明清史权威人士孟森先生就持这种看法，另一位大名鼎鼎的胡适先生则无法接受这样的解释。就文化发展来说，有一个十分普遍的规律：政治制度的转换演变相对较快，而文化习俗的转换演变则要缓慢得多。对于入关不到五年、远远没有废止嫂婚制习俗的满洲人来说，上述的解释似乎太过煞费苦心了一点。结果，把明明白白摆在那儿的一件事儿，弄得复杂无比。

孟森先生对多尔衮的评价倒是不低。他认为：“其功高而不干帝位，为自古史册所仅见。”（孟森《明清史讲义》下，第3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