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谜一样的雍正和年羹尧之死（第3/6页）

这样的事情虽然令皇帝哭笑不得，却也不会过于为此劳神。另外一种情形则更加令人欲说还休——

还是在浙江，有一个读书人齐周华，出身名门。他素来崇敬吕留良，听到《大义觉迷录》的宣讲后，认为自己有话要说，偏偏皇帝也下诏让大家直言无妨。于是，他就写了一篇文章，痛斥曾静，认为像曾静犯了弥天大罪都可以得到皇帝宽容，为何不能施恩于吕留良等受牵连的人呢，他觉得浙江人比湖南人好多了，至少浙江没有人跑到西安去向川陕总督投书。因此，如果皇上允许，他愿意以自己的身家性命为吕留良遗属中的年轻一代担保，保证教育他们绝不反清，誓为大清良民。

当时，各级官员谁都不敢替他把这篇奏折送呈皇帝。于是，这位读书人千里迢迢地自费来到北京，直奔刑部大堂。刑部官员也没有人愿意去触这个霉头，告诉他说，他的折子应该由浙江最高教育长官负责呈递。倒霉的齐周华只好返回杭州，来找浙江学政——省教委主任，结果，当场就被教委主任扣下，关了起来，一直关到了老皇帝驾崩，乾隆皇帝继位。

乾隆皇帝在销毁《大义觉迷录》的同时，下令将曾静和张熙抓回北京，凌迟处死。消息传进监狱，齐周华大喜，在日记中写道：“实在是太痛快了，可惜吕留良的子孙还没有平反昭雪。”

偏偏事情还没完。

据高阳先生在《清代的皇帝》一书中介绍，乾隆皇帝改元大赦天下，出了监狱的齐周华号称看破红尘，赴武当山修道。三十多年后，他竟然又思念红尘，回了老家。他的叔叔曾经是乾隆皇帝的文学侍臣，退休在家多年。齐周华去叔叔家探亲，有人恶作剧，在门上贴了一张纸条，上面写道：“僧道不许滥入齐府”。齐周华以为是叔叔指使的，大恨，遂整理出叔叔十大罪状，并告发叔叔暗中与吕留良一案有牵连。报告一直送到了皇帝案头，皇帝认为自己很了解齐周华的叔叔，相反，这齐周华揭发信中的狂悖之言倒很是令人讨厌。于是，只是把齐周华的叔叔革职，却下令将齐周华凌迟处死，其子孙充军黑龙江。那曾静于九泉之下有知，不知是否也会大呼：“实在太痛快了。”

就这样，由曾静投书案，牵连出的吕留良文字狱案，一直到三十年以后，还在余音袅袅。这还不算时间最长的。下面这件事情才称得上是世纪疑案，其错综复杂的程度，大约可以超过任何武侠或推理小说作家的想象力，直令今日之历史学家还在大费笔墨——

据说，在吕留良案的大抄家行动中，吕留良的一个孙女名叫吕四娘，侥幸漏网。从此，她隐身江湖，拜高人为师，学会一身绝顶武功。有民间传说认为，这位吕四娘貌美如仙，她所拜的师傅，曾经就是雍正皇帝的贴身侍卫，属于顶尖级的大内高手。吕四娘学成后，化名混进宫中，将皇帝迷得神魂颠倒，四娘遂趁机将他的脑袋割了下来，这是关于雍正猝死之谜中的说法之一。根据这种说法，清西陵中泰陵棺材里的雍正是没有脑袋的。或许将来有一天的考古发掘会予以证明，如今，姑妄听之。

雍正皇帝死后一个多月，他的儿子乾隆皇帝急急下令，先是停止每月两天的宣讲，然后，严令将所有《大义觉迷录》统统收回销毁。当时的命令很严厉，凡有胆敢私藏者，将是灭族的大罪。这样一来，本来令人烦闷不堪的一本破书，突然变得无比宝贵。许多人冒着灭门的风险，把它偷偷收藏起来。后来，有人觉得放在国内不安全，就悄悄把它藏在走私船里，带到了吕宋、日本等地，从此，一本从里到外透着龌龊的烂书风靡海外，变得身价百倍，并确实具备了无与伦比的史料价值。

二百多年后，一位美国汉学家带着揶揄的微笑评论说——

“雍正、乾隆皇帝父子都下了一着错棋。一个皇帝以为，只要将所有的诽谤公之于天下，就能澄清事实，谣言自灭，而子孙后代亦将因其坦荡诚实而尊崇他的英名。可惜，他的子民只记住了流言蜚语，而早已将这皇帝的恳切自辩忘得干干净净。另一个皇帝相信，只要将《大义觉迷录》荡涤殆尽销毁，就能让父皇英灵因此安息。然而，天下芸芸众生就是怀疑：毁书的唯一理由是其中透露了太多的真相。”（史景迁《皇帝与秀才》）

这位金发碧眼的大历史学家史景迁继续谈道：“面对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局面，雍正皇帝挽救其一生英名的努力恐怕得付之东流了，而欲以禁书、毁书的手段杜绝皇室内幕一再曝光的乾隆皇帝也终究禁绝不了街头巷尾的口耳相传。”

帝国的皇帝和臣民们，仿佛生活在一种浓厚的行为艺术情境之中，这种情境能够令人情不能自禁地创作着许许多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迹，让那些本来满怀敬意的老外先是看得目瞪口呆，然后，便在莞尔中，有机会说出如此机智的评论来。

就这样，围绕着一位仅仅在位十三年的皇帝，几乎流传着数不胜数的故事。这些故事差不多都有真实的历史事件作为背景，其表述出来的内容和形式，则千差万别。甚至在同一件事情上，都会有完全不同的表达，其差距可以远到十万八千里。在我国历史上，似乎还没有哪一个皇帝能够像雍正一样，成为这么多不同故事的主人公，并具有如此多姿多彩的面目。由此，可知这位皇帝确是不同凡响。

除了篡改遗诏、毒死父亲、逼死母亲之外，人们特别津津乐道的，还有雍正修理他那些亲兄弟的故事、雍正杀死自己的大舅哥年羹尧的故事、雍正逼死自己的舅舅隆科多的故事等等。如同上面讲到的那样，在雍正皇帝本人和他儿子乾隆皇帝的努力下，这些故事统统变得让人完全无法分辨真假，使他无论多么勤奋地致力于国家治理、多么力图把大清朝的江山收拾得稍微像样一点，都注定了无法洗清罩在他头上的恶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他咎由自取。

在帝制传统下的中国，有一个普遍而又醒目的规律：政治地位与人性、人类情感呈反向的关系。就是说，一个人、一个家庭的社会政治地位越高，其人性与人类的情感就越为缺失淡漠。所以，苏东坡才会感叹：高处不胜寒。原因在于，这种政治文化传统崇尚的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崇尚的是实力加暴力原则。既然如此，阴谋与狡诈便自然而然地成为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就在根本上排斥了对于人类普世价值的追求，排斥了人性和人类情感——这种东西只会坏事，在那里，只要有了利害的计算与利益的争夺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