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谜一样的雍正和年羹尧之死（第4/6页）

同理，皇帝家骨肉之间的感情就更加不谈也罢了，那里根本就是最高级别的权力与利益的角斗场。胜利者标志着随心所欲，失败者意味着万事皆休。这就是我们拿着放大镜也不太容易找到皇室之间骨肉亲情的原因。

即便如此，像雍正那样摆弄自己同父异母甚至一母同胞兄弟的事例也还是不太多见。雍正皇帝胤禛排行老四，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在雍正的二十来个兄弟中，除了他的十三弟胤祥、十六弟胤禄、十七弟胤礼三人受到了不错的对待之外，其他差不多所有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有时是极其无情的荼毒。

他的大哥胤褆早在康熙活着时就被幽禁起来，直到雍正十二年死去；他的二哥胤礽是前太子殿下，最早被幽禁在咸安宫，后来被雍正移居幽禁到山西祁县郑家庄，雍正二年死去。有人认为他的死与雍正有关。

诚亲王胤祉是雍正皇帝的三哥，他的遭遇，最能表现他的皇帝弟弟的阴狠残忍。

从史料中看，胤祉似乎没有太大的政治欲望，是一位相当出色的学者。康熙朝的大文化工程如《古今图书集成》，就是他主持编修的。为此，康熙皇帝对他很是欣赏。为此，雍正的心里可能特别不舒服。胤祉对废太子很好，并在老大胤褆魇胜太子时予以揭发，保护了太子，为此，注定了他自己的命运。

雍正修理自己的三哥时，是从他的两位重要助手身上下手的。这两位助手，一位叫陈梦雷，一位叫杨文言。他们二人可能是当时最优秀的学者，杨文言精通天文历算与数学，达到的程度，大约还在康熙皇帝之上。但是，他们两个人都很倒霉，因为，他们先后撞上了两个不是东西的人：前一个是他们惹不起的、备受康熙皇帝宠信的大学士李光地，后一个则是他们更惹不起的雍正皇帝。

陈梦雷与李光地是福建同乡，又是同年——康熙九年一同考中的进士，考中后，一同选入翰林。帝国官场最看重的人脉关系——同乡同年同事他们都具备，因此结成了亲密的通家之好。他们在一同请假回福建探亲时，偏偏碰上了三藩之乱。耿精忠胁迫陈梦雷参与叛乱并招徕本省的知名人士。此时，陈梦雷的密友杨文言也身陷耿精忠叛军之中，李光地从老家来到福州时，对于是否响应耿精忠有些犹豫。陈梦雷、杨文言二人力劝他脱身回京，并秘密策划了一个击败耿精忠的计划，让李光地想办法带到朝廷去。李光地按照他们说的做了，结果，朝廷军大获全胜。李光地由此受到康熙皇帝的特别欣赏，并被迅速提拔，成为皇帝身边的近臣。谁知，此人当了大官之后，却坏了良心，一个人独吞了那件大功劳，并在耿精忠事败后，不为陈梦雷、杨文言二人辨冤，导致二人身陷牢狱。为此，陈梦雷写了一篇著名的《绝交书》，使李光地虽在皇帝那儿宠信不衰，却为正人君子所不齿，成了康熙朝著名的伪道学家。

此后，康熙皇帝爱惜陈梦雷和杨文言的才华，将他们重新起用，派给皇三子胤祉做助手，帮助他编校《古今图书集成》。雍正皇帝继位后不久，为了打击胤祉，把以前的老账翻腾出来，再次罗织罪名诬陷陈梦雷和杨文言，导致两位古稀之年的老学者、老科学家再次蒙冤受屈。随后，雍正罗织了一些极其可笑的理由，将胤祉发配到遵化，为康熙守陵，不久将他削夺爵位，幽禁于景山永安亭。雍正十年，胤祉在幽禁中死去。

雍正的八弟胤禩是雍正最为嫉恨的一个兄弟，他被削夺了爵位后，由四哥雍正皇帝为他改名为“阿其那”。有学者认为，这是“猪”或“肥如猪”的意思，有人认为是“不要脸”的意思，还有国外汉学家根据满洲习俗，认为是“冻死的活鱼”之意，不知道在满族习俗里，“冻死的活鱼”代表着什么意思。目前，尚没有权威的说法。这条“冻死的活鱼”被雍正幽禁后，可能受了不少罪，死后，很多人认为是雍正谋杀所致。

胤禟是老九，雍正最为痛恨的弟弟，原因是，他坚定支持八阿哥胤禩。雍正替他这个弟弟改的名字是“塞思黑”。有人认为是“狗”或者“贱如狗”的意思，也有人认为，也是“不要脸”之意。目前同样没有权威的解释。他死时，状极痛苦，人们普遍认为是被雍正毒死的。

胤祯是老十四，是雍正一母同胞的弟弟。“祯”字发“征”音，与胤禛的“禛”不是同音。起初，他支持八阿哥胤禩，不喜欢自己的亲哥哥胤禛。后来，康熙皇帝任命他为“大将军王”，派他代皇帝御驾亲征，去平息西藏、青海地区的叛乱。很多人，包括胤祯自己，也包括今天的学者认为，康熙皇帝准备让他建立功勋威望之后，继承皇位。雍正皇帝在《大义觉迷录》中，是这样驳斥这种说法的：康熙晚年，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心知肚明；胤祯远征之地距离北京数千华里，往返一次至少要一个月以上，康熙没有可能在临死前，把要继承皇位的人，派到那么遥远的地方去。

胤祯富有才干，威信也很高，雍正继位后，他始终不买雍正的账。据说，他们母亲的死，就与老太太对他的疼爱和为他抱不平有关。对于这个亲弟弟，雍正还算手下留情，一直将他幽禁在那儿，留下了他一条性命。乾隆继位后，被释放出来，并恢复了所有福利待遇。

在《大义觉迷录》中，雍正对于自己荼毒诸兄弟的做法进行了辩解，大意是说，这些兄弟都不是东西，自己为了国家利益上的考虑，不得不如此云云。近年来，为雍正唱的赞歌响彻云霄，对上述事迹也做了符合雍正愿望的解读。因此，在人性与人格上将这些歌唱者与雍正归入一类，想来应该是他们所乐于接受的。

这些人伦惨剧的形成，有制度上的原因，有政治上的需要，也有个人品性上的因素。各方面交互作用，使我们应该懂得一个特别浅显的道理：人性常常是靠不住的，需要有效的监督与制约。仅仅靠《三字经》中骗小孩子的“性本善”之类愿望，或者孔孟之道提倡了数千年的“慎独”之类说教，是治理不好一个现代国家的。一个好的制度，必定应该是一个惩恶扬善使人不敢也不能作恶的制度，必定是一个让英雄有用武之地的制度，必定是一个作恶后要受到惩罚的制度。从现如今对雍正的赞美声中，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要走的路可能还很漫长。

除了这些皇家兄弟之外，说起大清帝国功高权重的知名人士的死，大约就要算抚远大将军年羹尧之死最为富有戏剧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