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朱元璋发迹：肉在口，跟我走（第2/5页）

描述朱元璋夺得天下的过程，是一件相当乏味的事情。与历朝历代遍地血腥和杀戮的改朝换代比较起来，似乎没有太大的不同。但是，无论如何，一个身无分文的游方和尚也就是流浪汉，经过短短的十六年，便坐上大一统帝国的皇帝宝座，在这惊险的一跳中，总会有一些耐人寻味之处。

从秦朝末年的天下大乱开始，西汉末、东汉末、隋朝末年、唐朝末年，都曾经发生过席卷全国的农民大起义，其间，小型起义与暴动不计其数。用一个肯定不够严谨的说法形容，这些农民起义，基本上都是当时中央政权举措乖戾、人心丧尽、贪官污吏遍地横行的结果，就是所谓官逼民反的意思。元朝末年，除了少数民族政权的一些特殊之处外，情况也大抵如此。

此时，谈论成吉思汗横扫欧亚大陆的光荣与梦想，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他那些不成器的子孙们，肯定会令他的在天之灵痛心疾首。

当年，这位海洋般的大汗横刀立马，注视着中原万里江山时，他手下的大将别迭曾经仰天长啸，提议：杀光这些毫无用处的中原人，使那广袤土地变成丰美牧场，用来牧放征服世界所需要的战马。

如今，假如能够俯视这里发生的罪恶，成吉思汗的心头定会掠过阵阵悔恨，若知道这块土地能够让自己的子孙们腐烂堕落如斯，当初真就该听了那位勇猛战将的建议。以长生天恩赐给他们的手段与力量，这不是不可能的。

然而，在忽必烈还没有逝世时，那持续了近百年的狂风霹雳已经悄然停息，大元帝国以惊人的速度开始了从生机勃勃向腐烂发臭的衰退。讨论这一意味深长的过程是另一本书的任务，我们现在只要知道，几十年后，到元朝末年，就是朱元璋的时代，这个帝国几乎烂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就足够了。

此时，那总是站在他们一边的长生天似乎也已经厌烦，不再赐福给他们，而是频繁地降下天灾人祸。终于，大元帝国这匹百病缠身的老骆驼轰然倒地。最后压垮它的，肯定不是一根稻草，而是真正的泰山压顶。

翻检元帝国不到一百年的历史，下列两个由客观条件形成的心理因素可能对其施政产生了重要影响。

征服世界的赫赫武功，大约使这些蒙古族武士们很难不蔑视那些被征服的人们。既然能够在马背上打下天下，凭什么就不能在马背上治理之？从东海之滨到伏尔加河畔，那亿兆之民难道是跪在别人面前的吗？全然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之中、相当长时间里都不知华夏政治传统与儒家文化为何物的人们，的确有理由怀疑诸如此类的古老智慧。在这些凶猛的战士眼里，那些满口之乎者也仁义道德的儒生们，既虚伪又没用，烦琐啰唆，令人无比厌烦——世界上居然有人将读书作为终身事业，而且还能据此专业做官？这样的事实，曾经让他们完全无法理解。

其次，与其治下庞大的人口比较起来，蒙古族骑士的人口实在过于稀少，满打满算也才一百多万人口，哪怕加上那些早期臣服的色目人也是如此。不管他们多么凶猛，这种似乎被淹没了的情形与感觉都实在太不好，令人十分不安。何况在那潮水般的浸润下，他们已经越来越不勇猛。

这些，可能构成了元帝国坚定地打压这种文化及其人民的理由。我们知道，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这种政治上、文化上的刻意打压，都可能使被打压者心悦诚服，从而也就找不到成功的先例。

据说，当时在元大都，就是今天的北京，曾经流传着一个段子，很是曲折有致温文和婉地表达了这种情形。

明人陆容在他那本相当有名的著作《菽园杂记》中记载了这个段子：

元世祖忽必烈入主中原以后，下令汉人必须梳胡人亦即蒙古族的发式，穿蒙古族的衣服。有一次，他去太学视察，发现孔子及其圣子贤孙们的塑像还都是汉族样式，于是命令有关部门全部将其改成蒙古族式。这令孔子的弟子子路大为恼火，立即动身到昊天上帝那里去投诉。上帝听完子路的苦恼后，“扑哧”一笑，开导他说：你怎么如此不识时务？打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都管我叫天，现在，连我的名字都被改了，叫腾吉理，我也只能答应他。此乃时势使然。别着急，小伙子，耐心点儿，肯定有一天会反过来的。

随着岁月的流逝，备感痛苦的人们开始采取行动以改变这种情形。

马可·波罗在他那本著名的游记中写道：“所有中原人都厌恶大可汗的政府”，“他们视中原人如奴隶，令人无法容忍”，致使在这个国家里，“经常有谋反的趋向”。后来，这些“谋反的趋向”，变成越来越多的敌对行动。关于这些行动的记载，则遍布于元帝国中后期的编年史册。到朱元璋的时代，整个国家犹如一个大干柴库或巨型火药桶，几乎所有人都在等待着点燃它的那一点星星之火。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宿命般的地理因素，对中华民族的命运发生着特别重大的影响。这两个因素尽管被我们今天的历史学家们有意无意地予以忽视——一种相当可耻的忽视，但它们真实地存在着。并且，事实上正是它们在我国古代社会整体塑造上发生着巨大的影响。

这两个因素——一个是裸露在北方的万里边防线，一个就是越来越黏稠混浊的黄河。

如今，在这些来自北方大草原的骑士们的心中和头脑里，一再出来发挥那梦魇般作用的，则是黄河。

从元代的记录里，我们可以看到关于黄河决口的十数次记载。几万、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城镇村庄顿成“平地水二丈”的汪洋泽国，肥田沃土霎时沦为鱼鳖之域。公元1344年即元至正四年，在黄河又一次大决口，淹没河南、山东数州县后，帝国政府决定下大力治河。这不是元帝国规模最大的一次治河行动，却是它的最后一次。（《元史纪事本末》卷13，治河）

在做出治河的决定之前，帝国决策层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反对一派认为：山东连年饥馑，民不聊生，聚众于此地治河，“恐他日之忧又有重于河患者”。此种高论，显然只能出自缺少人文关怀的政治动物之口。不幸的是，确也道出了当日的实情。原因是那些遍地横行的贪官污吏们，已经不容许自己的政府施行此类善举德政。

果然，史料记载说，十七万治河民工与军队聚集起来，开始这个造福社会的宏大工程后，“朝廷所降食钱，官吏多不尽给，河夫多怨”。也就是说，各级官吏上下其手，层层克扣，致使国家拨下来的工钱，大多在各级管理者手中蒸发了，治河民工只能得其余唾，由此引发的憎恨可以想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