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朱元璋发迹：肉在口，跟我走（第4/5页）

随着岁月的流逝，不愿意改变自己、以便使社会相对公平一些的统治阶层注定会越来越不安地发现，这种令他们无比厌烦的江湖义气，正在逐渐由一种个体行为，转化为一种群体或者集体行为，而且，在日益组织化、制度化与意识形态化。

这相当可怕，却实在不难理解，其起因有时简单得惊人。其情形，正如我国古代那句著名格言所说：胸中小不平，酒可以消之；世上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之。这是《水浒传》出现后几百年间，人们读到打虎英雄武松在鸳鸯楼一口气杀掉十几口人，不但不反感，反而觉得相当痛快的原因。

于是，当这种不平积累出足够大的破坏性能量时，替天行道的梁山泊好汉便出现了，明教出现了，弥勒教出现了，白莲教出现了，青红帮、哥老会等等一一出现。它们的出现，常常是一种改朝换代的先声。一旦统治者应对失当，社会就将由此进入到一种暴烈的激荡之中。

到朱元璋的时代，江湖义气已经带有了浓厚的帮派、团伙色彩。其特点在于，立身处世只论交情，即只看是不是“自己人”，而不问是非善恶。之所以会如此，我们在浩如烟海的元末明初史料中，很容易找到答案。

叶子奇是元末明初与刘伯温、宋濂齐名的大学者。甚至有今人认为他的思想、见解远比刘、宋高明。在其著作《草木子》一书中，叶子奇告诉我们，当时的官吏完全不知廉耻为何物，想出了极多敲诈勒索的名目。比如——

部下第一次见上司要交“拜见钱”，没有理由也跟人索要钱财叫“撒花钱”，逢年过节需有“追节钱”，过生日时必收“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迎来送往叫“人情钱”，审计追账曰“赉发钱”，论诉是非曰“公事钱”；弄钱顺利叫作“得手”，得了美差叫“好地分”，补上好缺曰“好巢窟”。

叶子奇记载说，当时的人们已经将这些官吏看作衣冠禽兽，与土匪强盗等而视之。我们知道，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监察、审计、司法、风纪部门都是维护这个社会健康秩序的最后一道关口，有如人体中的免疫系统，这一系统若失去效用，表明已经无药可救。据叶子奇记载，当时，监察、审计、司法、风纪部门的官员到下面去办案或处理问题时，其随从中常带有关于金银珠宝和财务方面的专家级私人顾问甚至司库。其职能是在第一时间检验被处理对象所奉献物资的品质、分量、成色与价值，以便为决策者们提供决策参考——这些各级官员们，在处理问题时，选择什么样的角度与分寸，是需要上述那些数据作为依据的。从历史记载中判断，此种情形可能已经是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普遍现象。

人类发展到今天的历史告诉我们，每当一个社会鼓励追逐利益，又缺少健康的秩序手段时，江湖义气甚至比它更坏的东西就会大行其道。届时，国家公器、权力与社会公共、公益事业全部以家族、帮派是否受益为前提。翻检我国历朝历代的兴衰治乱史，我们会发现一个惊心动魄的事实，这种东西的出现常常表明该社会的道德与秩序底线已经被击穿，其发展已经没有限度，其社会后果一般都是极度的凶险。

事实上，读一读《水浒传》，再将此书与元末社会两相比较，我们会很容易看出，这样一部通篇描写社会黑暗景象与梁山泊好汉江湖义气的巨著，在此时出现，绝非偶然——梁山泊好汉的出现，与北宋王朝的覆灭之间脚跟着脚；而《水浒传》出现时，大元帝国已然天下大乱。

朱元璋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

他的行为方式，基本没有脱出这一历史背景所给出的条件。

朱元璋的江湖义气，在许多史料和传记作品中都有记载。

公元1949年以后，时任北京市副市长、以明史权威著称的吴晗先生，在其《朱元璋传》中，曾经对此绘声绘色地作过描述：

朱元璋少年当放牛娃时，有一次与同村的徐达、汤和、周德兴等一干小伙伴，在山上玩饿了，又找不到吃的，于是，朱元璋提议，将自己替人家放牧的一头花白小牛犊宰了来吃。大家欢呼雀跃，吃得心满意足。随后，当一群小坏蛋们意识到无法向主人交代时，朱元璋一个人拍胸脯承担了全部后果。他想出的主意是：将吃剩下的小牛尾巴插进山上的一个石头缝里，然后告诉牛主人，说是小牛钻进石洞里，拉不出来了。最后，事情以朱元璋挨了一顿痛打并丢掉放牛的差事而告结束。

吴晗先生评论道，朱元璋虽然吃了苦头，丢了饭碗，“却由此深深得到伙伴们的信任，认为他敢作敢为，有事一身当，大家心甘情愿把他当作自己的头目”。这里可能有一个小小的误差，《明史》“徐达传”中说，比朱元璋小四岁的徐达，在朱元璋成为造反部队的部帅时，“往从之”，与朱元璋“一见语合”。如果此处的说法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徐达应该是在参加红巾军之后才认识的朱元璋并且意气相投。由此看来，他似乎没有参加这次分吃小牛肉的恶作剧。

朱元璋投奔扯旗造反的红巾军以后，在相当长时间里，都保持和发扬了这个特点，这可能是他能够迅速脱颖而出的一个重要原因。朱元璋识文断字，见多识广，机智果断，敢作敢为，轻财重义，而且打仗不怕死，这可能使他在基本上属于乌合之众的造反部队里相当引人注目。

为此，这支部队的大头目元帅郭子兴很是赏识他，才几个月时间，就将他提拔到了自己的亲兵卫队里担任小头目，并且很快亲自主婚，把自己的养女——就是后来名声很大的那位马皇后——嫁给了他。但是，使他能够真正团结起一批死党并得到死心塌地拥戴的，除了才干能力等因素，他的胆识与江湖义气所起的作用恐怕不小。

当时，在这一伙造反部队中，分成几个不相统属的山头，相互间时常发生摩擦与内讧。有一天，郭子兴一个人上街，撞上了冤家，结果被对方绑架后关进了地窖。他的所有亲信、亲属包括两个儿子都被吓坏了，纷纷躲藏起来，不知如何是好。朱元璋是人们公认的郭子兴心腹，肯定也是被打击的对象。此时，他恰好领兵在外，躲过了此劫。得到消息后，出乎人们意料，朱元璋立即动身，准备返回去营救郭子兴。有人力劝他不要自投罗网，白白送死。朱元璋回答得大义凛然：“郭公有大恩于我，现今有难，我若只顾自己不去搭救，还能算个人吗？”结果，他回去后利用那几派之间的矛盾，又打又拉，竟然平息了一场一触即发的派系残杀。朱元璋自己则爬墙上房，身蹈险地，最后纵身跳进地窖，砸烂枷锁，将郭子兴背将上来。在这次危机处理中，朱元璋表现得有勇有谋、有情义有担当，可圈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