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解决“三农”问题 朱元璋的规矩有点多（第3/7页）

《示不惹庵》诗曰：

杀尽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腥。老僧不识英雄汉，只管哓哓问姓名。

《野卧》诗曰：

天为罗帐地为毡，日月星辰伴我眠。夜间不敢长伸脚，恐踏山河社稷穿。

至于那首与黄巢异曲同工的《咏菊花》，就不仅仅是个性与豪气了。诗曰：

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

在这位皇帝的《御制文集》中，各体诗词有一百多首。为此，他相当得意，说：“我本野人，未曾从师指授，然读书成文，释然自顺，岂非天乎？”

显然，这位只读过两年私塾的放牛娃，在这个学习过程中，相当成功地完成了自己从草莽英雄到帝国君主的转变。当我们意识到这种转变是伴随着争夺天下的残酷厮杀一道完成的时候，理解朱元璋此后的所有表现，就应该不是特别困难了。

当了皇帝后的朱元璋，大体算是“自奉甚俭”，或许可以列入中国历史上最为克勤克俭的那一类帝王之中。

陈友谅垮台后，有人将他用过的一个饰满珍宝珠玉的镂金床送到朱元璋面前。和当年宋太祖赵匡胤打碎后蜀国君孟昶那七宝马桶一样，明太祖朱元璋也当即将这镂金床打碎。有一个侍臣在边上拍马屁，说：“陈友谅未富而骄，未贵而侈，乃其败亡之因。”朱元璋大不以为然，曰：“难道富贵了就可以骄侈吗？若有此心，富贵也保不住。戒慎戒惧地抑止骄奢淫逸，还怕做不好呢，何况放纵自己。”

据说，朱元璋曾经多次放声大哭，起因都是因为于锦衣玉食之际，想起了父母吃糠咽菜的悲惨时日。阴历九月十八是他的生日，按皇朝传统，皇帝的生日是为万寿节。照帝国仪礼制度，此日百官须在正殿举行朝贺，逢皇帝心情舒畅，还可以大吃一顿。朱元璋连续十多年拒绝行此典礼。大约不完全出自矫情。

修建皇宫时，朱元璋下令将所有雕琢奇丽之设计全部取消，取庄重简朴，少施彩绘。妃嫔住处的墙壁与屏风，全部画上耕织图；太子东宫画朱元璋生平事迹图；朱元璋自己起居办公之殿堂内，则工笔大书历代治平之典章格言。

宫廷内部的空地上，不建亭台楼阁，不治山水花木，大多辟为园圃，栽种应时蔬菜。朱元璋自己时常流连于此，看人们浇水施肥，锄草捉虫。有记载说，朱元璋的餐桌上多用蔬菜，饭菜种类不多，甚少饮酒。与他后世子孙一年一个人的伙食费，便相当于今日数千万元以上人民币的情形颇多不同。

登基称帝前不久，朱元璋曾带太子朱标来到南京郊外农民家中的茅草棚屋，让这个未来的接班人观察体会他们的生活，并告诫曰：“农民四季劳苦，粗衣恶食，国家之钱粮全靠他们供给。你要记住君主的责任，不可陷他们于饥寒。否则，于心何忍？”

温饱思淫欲。朱元璋好色，故事也不少，有时表现得狠毒而且恶劣。奈何笔者没有满足窥私欲的义务，故此按下不表。总体看，他的后宫大致平静。此人身体健壮，生理正常，因此，一口气生下四十二个龙子凤女。在数量上，居于大明帝国十六个皇帝之首。高于唐高祖李渊的四十一个，低于唐明皇李隆基的五十九个，低于宋徽宗赵佶的六十五个，也低于康熙皇帝的五十五个。在我国的高产皇帝中，肯定可以位居前列。

朱元璋的勤于政务在中国帝王中应属罕见。他高度热爱那些枯燥繁琐的行政事务，日复一日，乐此不疲，三十多年如一日，且不舍昼夜，从不觉乏味无聊。在三十一年时间里，这位皇帝除非生病，基本坚持每天两次上朝办公。早朝的时间冬夏不同，但大体上是在早晨四点钟前后就开始了。长年累月，寒冬酷暑，在没有空调暖气的古代，其辛苦可以想见。单是这股子劲头本身，就实在可以成为许多当代科学研究的典型案例。

《明太祖实录》和几种明人笔记中记载说，朱元璋时常沉浸在帝国事务之中，不论吃饭还是睡觉，但凡想起一件事，立即便要拿笔纸记录下来。若逢吃饭时，他通常将这些纸条别在衣服上。故而，他的衣服上常常会别着许多纸条，心情好时，他会戏称此衣为鹑衣，即破烂衣之意。

有一件常被人们引用的故事，说明了这皇帝当得有多烦——

有一天，朱元璋心烦意乱。原因是天降灾异，他诏求直言，就是希望大家坦率地给他提意见。有一位文臣上的折子足有一寸厚，朱元璋命人读给自己听，结果，读了一个多时辰，也就是现在的三个小时左右，还不知这位文臣想说什么。命人一数字数，已是一万六千三百多字。朱元璋急火攻心，命人将此文臣急急召来，按在地上痛打了一顿。次日夜里，他又想起这个折子，便命人再读，直到一万六千五百字之后，此人要说的五件大事才渐露端倪。据说，这五件事有四件都颇有见地，共用了五百字予以表述。朱元璋长叹一声，说出了那句评价中国知识分子的千古名言：“这些酸秀才，就像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据说，第二天早朝，他还为此向那位被臭打的文臣道了歉。

朱元璋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务俾农尽力畎亩，士笃于仁义，商贾以通有无，工技专于艺业。”翻译成今天的语言就是：务必要让农民尽心尽力地耕种土地，文人士大夫全心全意地奉行仁义道德，商人好好做买卖流通货物，工匠专心致志地提高自己的技艺。

粗粗看去，这种将国民划分成士、农、工、商四个等级，令他们“各安其生”的理念毫无新鲜之处，在中国至少已经通行了两千年。然而，在具体实施中，朱元璋将自己对此的理解与理想灌注其中，再用战争年代形成的自信、威望与如今帝王的权势予以强力推行，事情立即呈现出全然不同的面貌，其影响，令此后六百年间的中国具有了大不同于以往世代的特色。

我们知道，重农抑商、崇本抑末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治国之道，今天人们不停谈到的“三农”问题——农村、农业、农民，则早就是我国历朝历代国家治理中的重中之重。至于“无农不稳”、“有粮不慌”之类的治国智慧，根本就是普通的生活常识。朱元璋在上述问题上均曾作出过极其富有创意的发挥。这些发挥，许多都称得上前无古人。其别出心裁之处，着实令人耳目一新。

朱元璋对于农民给予相当深切同情与关爱的事例极多，显示出此人对于解决当时的“三农”问题倾注了大量心血。从洪武元年到洪武十五年，免征各地农民赋税的文告与诏令称得上连篇累牍。与此相关联，在各种场合的谈话、文告、诏令和对子孙教育中，朱元璋也曾无数次地表现了缓解农民疾苦的努力。由此判断，很难得出此人在这个问题上不真诚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