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张居正：天才少年入官场（第2/5页）

这是一种天生用来搞政治的才能与禀赋。在未来的岁月里，这种素质和另外一种很不同的东西曾经都在他的身上出现，帮助他建立起了极其重要的人力战略资源。

同样，身居帝国中心，以他的绝顶聪明——“颖敏绝伦”和少年老成，他也不可能不注意到，此时，自己所处身其中的大明帝国已经变得非常之古怪了。

首先，成为庶吉士以后，他就算是正式地食君之禄、以身许国了。但他却几乎没有机会见到自己效忠的对象——皇帝。这是不正常的。人们早就注意到，皇帝是从三十岁那年，即嘉靖十五年开始，第一次以患病为由不视朝的。后来次数越来越多，间隔越来越短，不视朝的时间则越来越长。到嘉靖十八年，葬了他的生母章圣蒋太后之后，就开始长时间不视朝了。

五年前，皇帝三十六岁。宫中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宫婢之变”。没有人能够真正说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来，皇帝发表了关于此事的上谕，文辞堂皇，却语意含糊，让人不知所云，如坠五里雾中。社会上，反倒更加蜚短流长。

张居正应该知道，民间的传说不一定完全是谣言。来到京师之后，就他的观察，至少有几件事情是明摆在那儿的。皇帝征许多八到十二岁的民间少女入宫，且数量越来越多，达千人以上，乃举国皆知。举世皆重红铅，也是事实。红铅者，即炼童女经事为药也。张居正来到京师时，帝国朝野相当普遍地相信，饮用少女经血或服食用少女经血炼制的药剂，可以长寿并促进性能力，于是成为举国皆信的养生保健之道。其情形，大约与我们曾经很熟悉的喝红茶菌、打鸡血之类差相仿佛。在后面谈及嘉靖皇帝的章节中，我们可以更加充分地了解其详情。

不只普通民间百姓如此，便是三公九卿、皇亲国戚、名人士大夫莫不笃信如狂。当时的历史记载形容这种风尚时，使用的词汇是：举国皆狂。

事实上，这种情形对于张居正并非毫无影响。

从此以后，皇帝长居西苑，深居简出。到张居正进京做官时，除了几位在西苑轮流值班的亲信重臣外，群臣们已经习惯见不到皇帝的日子了……

没有证据能够表明，这些东西给了初到京师的张居正什么样的影响。不过，对于涉及皇帝本人不那么光彩的事件，远隔千山万水聆听皇帝的诏书，和近在咫尺的观察，所能给人的感受肯定是相当不同的。

根据帝国创建者朱元璋和他的重要助手刘伯温设计的制度，帝国官吏最重要的来源是科举考试。

帝国科举制度规定，没有经过资格认证的读书人，不论年龄大小都叫童生，年五六十岁甚至七八十岁尚是童生者，并不罕见。

童生通过了府、州、县学一级考试的，表明已经通过了诸生的资格认证，则叫生员或叫诸生，就是我们常说的秀才。秀才们在官场礼仪、赋税、徭役和国家教育津贴等方面已经享有帝国优待。比如，在见到民之父母——七品县官时，秀才们可以不用下跪；他们犯了过错，县太爷不能用板子打他们的屁股；在经济上，他们可以享受为数不多的教育津贴，并免除了某些徭役；在穿着上，他们也可以不同于普通人而身穿长衫等等。

每隔三年，在省城举行会考一次，称为乡试，只有取得秀才资格的人才能应考。及格的即为举人，第一名被民间称为解元。在理论上讲，举人已经具备做官的资格，作为帝国的预备官员，享受的优待更多，并且可以和县官称兄道弟。

第二年，全国的举人会考于京师，称为会试，民间称会试第一名为会元。会试及格，再经一次复试，地点在皇帝的殿廷，叫作廷试，亦称殿试。殿试第一名就是状元，二甲第一名被称为传胪。殿试大体只是一个形式，表示由皇帝亲自选拔天下人才而已。

然后，考取者分一二三甲发榜，就是一二三等的意思。一甲只有三人，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

状元授官翰林院修撰，这是一个从六品阶级的官职，高于我们今天理解的县团级，低于司局级；榜眼、探花则授官翰林院编修，都是正七品，就是县处级干部。这些是极其清贵的职务，虽然没有实际权力，但作为文史机要侍臣，可以时常在皇帝身边转来转去，给皇帝留下深刻印象的机会很多，在帝国官场上，其升迁的速度是最快的。

二、三甲进士被选拔为庶吉士的，便也可能成为翰林官，其清贵大体与上述类似。其他二甲者为从七品，三甲者则为正八品，大多分配到各中央机关，授给事、御史、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太常国子博士等职务，我们可以将其理解成是今天中央机关的副处级或科级主任科员之类；还有许多人，被外派到地方，一般授为府推官、知州、知县等副职官职，成为大体相当于今天的副县处级或正科级的地方干部。

从中，我们可看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真实含义。通过乡试会试，便如鲤鱼跃龙门般，哪怕是贫寒出身，从此亦平步青云，成为人上之人矣。所谓一过龙门，身价百倍，此之谓也。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说的就是这样一番景象。在公开提倡不平等并为国民广泛接受的我国古代，毫无疑问，这种做法相当好。因为不需要多高的智商，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个国家若是不鼓励自己的人民读书，并由那些不读书的人们来治理这个社会，会是什么一种情形。

事实上，如果我们愿意心平气和地考察一下的话，便会发现，在当时的时代，这是一个由于具有某种客观标准而显得很公正的制度，毫无疑问也是先进的官吏考选制度。与仅凭出身、门第、上司和君主权贵的意愿任免官吏的做法比较起来，其文明程度显然要高得太多了。这应该是此项制度曾经受到欧洲伟大启蒙思想家崇高赞扬的重要原因。

将这种不错的制度推向极端，从而令其无可挽回地走向反面的，则是大明帝国的开国皇帝朱元璋。

帝国制度规定，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每三年一次的省级考试，即乡试在当年的八月举行，俗称秋闱；国家级考试，即会试在第二年的二月举行，俗称春闱。这两个时日，便成了帝国读书人一生之中最为重要的日子。呕心沥血，十载寒窗，头悬梁锥刺骨，称得上一生只为这一天。

糟糕的是，到了朱元璋及其后来的时代，科举考试时所需要读的书，并非是普通意义上的书。而是特指的圣贤之书——四书与五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