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二、孙、黄、袁、黎四巨头协定（第2/4页）

孙中山赴北京的目的，是想以德化袁，以诚信使袁归附，所以他的北行任务有三：一是拟吸收袁世凯加入国民党，且愿意把党魁的地位让给袁，使袁能为党所用；二是拟以政党责任内阁限制袁滥用总统权力，以便与袁真诚合作；三是拟说服袁仍然迁都南京，以避免北方腐朽势力的包围。为了表示和袁真诚合作，他和黄兴相约，共同放弃竞选民国的正式总统，以让袁在毫无对手的情况下当选正式总统。他还进一步发表了十年不换总统，以安定国家政治的主张。

9月6日，孙中山抽空到张家口去眺望长城景色。对北中国的风物，这位民国伟人是生疏的，他毕生奔走革命，推翻清廷，创建民国，功成不居，退位让袁，如今以国民一分子，仆仆风尘，不忘国家统一和建设，这种坦荡的胸怀，实在是令人崇敬万分的！可是，他在北方的努力都白费了，由于袁世凯已是一个入了魔道的霸王，他对于这位革命伟人对他的感化，完全没有接受。民国初年政治陷于动乱，以及袁后来称帝失败，可以说与这次孙、袁晤面，袁不能接受孙的教诲有很大关系。

孙中山在北京前后住了一个月，和袁的谈话共13次，每次谈话自下午4时起到夜晚10时至12时，更有三四次是谈到午夜二时以后。这些会晤，除了孙、袁两人而外，有时则有梁士诒参加。由于会谈没有公布，因此内容是讳莫如深的。据说有一晚孙中山对袁说：“国家建设首在交通，兄弟打算在十年内造筑铁路廿万里，望君能练成百万精兵。则中国可达到富强境地了。”袁微笑说：“办铁路我知先生是有把握的，若练成精兵百万，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另一晚上孙、袁谈到一点钟，梁士诒送孙中山返行馆，孙留梁叙谈，曾说：“我与项城的谈话，所见略同，我的政见，他都能领会，但有一事我至今尚不明白，我认为中国以农立国，倘不能于农民自身求彻底解决，则革新根本谈不到，欲解农民自身问题，非耕者有其田不可。我与项城谈到耕者有其田的政见，以为项城必会反对，怎知他不但不反对，且肯定认为事所当然，我实在不解是何故？”梁答说：“先生环游各国，目睹大地主之剥削，又生长南方，亲见佃田者之痛苦，故主张耕者有其田。项城生长北方，足迹未尝越大江南，而北方多属自耕农，佃农少之又少；故项城以为耕者有其田系当然之事。”

孙中山究竟把他的三个北行目的对袁说了没有，不得而知，但他曾和袁说到收回硬币而代以纸币的政策。他每提出一个问题，袁都击节赞赏，从没有不同意。有一天两人谈到兴高彩烈时，袁兴奋地站了起来，举手高呼：“孙中山先生万岁！”孙中山也回报一声：“大总统万岁！”

袁对孙中山的态度是亲切、诚恳、百依百顺，使孙中山错误地认为袁的一切并不如传言中的恶劣。袁从未对孙中山提过什么要求，仅只谈过一件事是梁启超回国问题。袁说：“辛亥年我组织责任内阁时，曾经请梁卓如回国来担任司法部副大臣，他虽然没有回国，但此后经常和我通信，我知道他已经放弃了君主立宪的主张，现在允许他回国来参加政治，对我们不但没有害处，而且多少可以得到他的一些帮助。”孙立即同意了袁的意见。原来梁启超在戊戌政变后，得了日人山田、少村俊三郎、野口内多三个人的掩护，由天津逃到日本，从事保皇立宪的运动。中华民国成立后，云南都督蔡锷电请黎元洪转电中央政府，要求起用他的老师梁启超，对袁世凯来说，他正想把这个君主立宪派领袖延揽回国，以供他的利用。所以他才如此热心地向孙中山提议，希望孙不念旧恶，给梁以效力民国的机会。

孙中山既然相信袁有合作就范的诚意，于是敦促黄兴仍来北京一行，俾免心中有所不快。黄虽不惬于袁的为人，但为调和南北，维持大局起见，乃毅然前往北京。

早在7月中旬，袁即遣蒋作宾持亲笔函和照片访黄，邀黄入京，黄当时复袁函如下：

“慰公先生大总统钧鉴：日昨由蒋雨严（作宾）次长交到手书尊照。既见鬷蔑之心，如睹叶公之面，私衷钦仰，未可言喻。念自南北统一，先生独排众议，竭力主持，造福国民，诚非浅鲜。方今建设伊始，经纬万端，财政日陷于危机，舆论未衷于一致，潮流所至，国本堪虞，尤赖展布鸿猷，以匡大局。兴历年奔走，学殖久荒，才智不及中人，精力亦渐疲惫。临时政府成立以来，迭次忝膺重任，勉竭驽钝，实无寸长，退职之余，方思补过，而赐示乃奖励逾量，策以方来，命速至京，共筹大计，再三祗诵，愧悚弥深。惟是国事关怀，肝胆尚存，深念我公独当冲要，劳怨不辞，兴也何人，岂敢惜此一行，苟安旦夕，虽管蠡之见无可贡献，而得见君子，借聆名言，实所欣愿。前因风扇伤手，疮痕未愈，近复脚气发痛，跬步艰难，俟稍就痊可，即当遵命北行，抠衣进谒。兹因蒋次长还京之便，附呈相片，先表企慕之忱，伏维垂鉴。敬颂钧安！黄兴顿首。”

袁又以大总统名义颁令授黄兴为陆军上将，黄于9月12日上书辞谢。辞函云：

“大总统赐鉴：元年9月7日奉钧令授兴为陆军上将。闻命之下，愧悚莫名。……兴湘上书生，军旅之事本未尝学……十年以后，屡蹶屡起，中间亡命海外，虽不敢苟安旦夕，爱惜余生，然多败垂成，无功可纪。去岁武昌首举义旗，各省响应，卒致一体赞成，建设民国，时仅三月，兵不蔓延，而大局略定，皆出于我大总统救国之决心，与全国同胞之毅力。兴随诸君子后，强效驰驱，本国民分所应为，乃蒙宠以殊荣，侪之上将，则是不谙武学之身，滥竽军界……才同下驷，位忝冠军，时值种瓜，功非老将，倘竟被此荣名，恐无以励戎行而诏来兹也。况复河口督师，丧吾精锐，粤城苦战，失我良朋，以及历年各处相从起义，或运动革命，而身死妻离子散，久陷囹圄者，数且千百计。汉阳之役，舆尸多凶，皆为兴生平至痛之事，今独以侥幸残生，靦膺上赏，回念荒原白骨，冢且垒垒，创造共和，皆诸先烈之碧血所化。曾记日本社会党有歌云：‘彼大将胸间光辉灿烂之物，原非荣誉之金鸡勋章，乃为最可怜之兵卒骷髅’，今之上将头衔，何以异此！此则兴午夜扪心，诵一将功成万骨枯之句而悲不自胜者也。务恳我大总统俯鉴愚忱而重视名器，不可滥假，收回成命，使兴得为共和国民，免滋咎戾，实所感激，不胜屏营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