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发现使命（第2/5页）

对上述问题争辩最为激烈的地方就是在巴伐利亚。作为希特勒纳粹党的老巢以及其他许多持有强烈民族主义立场的党派团体发祥地，巴伐利亚州是德国联邦中难以驾驭的变节者，他们不断提出特殊要求，拒绝接受国家裁决，扬言要分裂或部分分裂出去，独立发行货币，建立邮局和铁路网。巴伐利亚是仅次于普鲁士的第二大州，是魏玛共和国的眼中钉，德国的暴动之都。虽然巴伐利亚自称“自由州”，但是1918年以后却经历了起义动乱的时局。那一年由一位胡子蓬乱，名叫库尔特·艾斯纳的知识分子领导的左翼示威游行，一夜之间就把巴伐利亚国的统治者赶出了王宫。艾斯纳在三个月之内试图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失败后，被杀害在慕尼黑的一条人行道上。大混乱局面接踵而至。使慕尼黑中产阶级感到惊恐的是，一个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掌握政权居然可达三个星期，只是后来被从巴伐利亚外面派来的右翼自由军部队采取暴力行动瓦解推翻。双方进行了残酷的斗争较量。

从那以后，巴伐利亚铁了心地倒向右翼，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激进民族主义者和潜在的革命者，比如希特勒及其反民主的纳粹党徒。那些革命者同时也持有反革命立场；他们拒绝承认1918年11月那场共和革命的合法性。“如果我作为一个革命者站在这里”，希特勒后来经常这样说，“我也会反对革命，反对（政治）犯罪。”希特勒与许多激进右翼人士将1918年的革命者称为“十一月犯罪分子”。12前线兄弟会（Frontgemeinschaft）中那些恼火的兄弟们（他们曾经在一战战壕里长期作战）认为，正是柏林市民在他们背后捅刀。“战场上永不言败”是他们的座右铭。他们的一位大英雄，一战著名战略家埃里希·鲁登道夫也从柏林搬迁到巴伐利亚，参加了顽固不化的种族主义政治活动。巴伐利亚甚至庇护过赫尔曼·埃尔哈特上尉，此人是被柏林政府通缉的“卡普政变”领导者。由于柏林政府中社会民主党人（保守的巴伐利亚人将他们视为马克思主义者）经常占有优势地位，慕尼黑也就成为支持德国、仇恨犹太人的各个种族主义运动派别流连忘返的地方。1920年推行强硬路线的保守派新政府宣布巴伐利亚将成为“秩序的堡垒”，成为和平体面的独特宜居之地。在左派运动席卷德国其余地方的困境中，这对于各个右翼派别而言具有特殊意义。巴伐利亚与以往那样，仍然是个与世隔绝的地方。

对于希特勒而言，巴伐利亚犹如天堂一般。希特勒是奥地利人，在外省城镇林茨长大。但是19岁到23岁这五年的成长时期，他是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度过的，漂泊无定，是个失意的艺术家。希特勒两次被奥地利美术学院拒之门外，也没有获得高中毕业文凭。从1908年至1913年，他落魄到依靠为游客画明信片风格的风景画为生。他在维也纳大街上出售自己的画作，或者把它们卖给小门小户的艺术品经销商，主要是犹太人。13他穷困潦倒，漂泊无定，从廉价的共用单间搬到破烂不堪的单人房间，后来又搬到两个不同的男客收容所（其中一个由富裕的犹太家庭提供部分资金）。1909年秋季，他似乎成了一个流浪汉，在24小时营业的咖啡馆和公园长椅上至少度过了几个凄惨的夜晚。后来他声称，结果“双手和双脚都冻伤了”。14也许由于这些贫困生活经历的缘故，希特勒将维也纳称为“我一生中过得最艰苦，但是收获也最全面的‘学校’”15。

在政治上，希特勒受到维也纳战前那些浮夸肤浅的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政治活动的影响。那时维也纳这个城市里居住着一些生活优裕、地位稳固的犹太精英，还有不久前因逃避东方的迫害屠杀而来此谋生的大批贫困犹太移民。希特勒深受持有反犹太主义立场的维也纳市长卡尔·卢埃格尔政治倾向的影响，也成为早年提出泛德运动的奥地利人——格奥尔格·里特尔·冯·舍纳尔的拥护者。舍纳尔是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持有反犹太主义立场。他认为所有讲德语的民族均属于大德国臣民。他觉得讲德语的人虽然在奥匈帝国是统治阶级，但是他们正在被边缘化，因为他们在数量上不如捷克人、斯拉夫人和马扎尔人多。希特勒则出于同样的思想意识，哀叹哈布斯堡王室“使奥地利变得斯拉夫化”了。16

那时年轻的希特勒20岁。他看到维也纳议会里议员们用多种语言进行辩论，令人难以理解，中间还夹杂着跨文化的高声尖叫。17此情此景让他感到非常震惊。他埋头阅读这个拥挤城市里的德国民族主义报纸，阅读劝人入伙的宣传手册以及极端主义者低级趣味的报刊，比如种族主义期刊《奥斯塔拉》（Ostara）。每当希特勒光顾“廉价的大众咖啡馆”时，他几乎肯定会购买或免费领取上述报刊资料。他对马克思主义怀有一种激进的敌意，将其称为“破坏单一民族的独立国家，建立犹太人世界专制政府的工具”18。希特勒对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同样怀有敌意。他反对该党把工作重点放在组织劳工、团结巩固国际工人阶级力量上，而不是放在以种族为基础的民族主义事业上。不过希特勒后来声称，他从社会党人那里学会了将宣传手段和武力手段（“恐怖手段”）成功地结合在一起的策略。19在经过他所说的一年“静心观察”之后，希特勒把议会民主制斥为一种具有致命缺陷的政体，只能导致左翼人士的暴民式统治。“当今的西方民主制是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他这样写道。

希特勒随后开始厌恶所有左翼势力，并把犹太人同这些势力的影响和发展联系在一起。他声称自己内心中初次涌现的反犹太主义真实情感，是在维也纳大街上注意到一个东方犹太人时被唤起的——一个身披黑色宽袖长袍，满头黑发的幽灵。20当时只有盲人才有可能看不见维也纳到处都是的东方犹太人。上述说法颇有一些蓦然间有所发现的意味，为的是极力渲染希特勒的情感发展之路。虽然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上面所说的那段情景是编造的，或者是从许多生活经历中提炼出来的，许多人却接受希特勒的说法，即他那种政治上执着的反犹太主义立场是在维也纳开始形成的。21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以及1924年接受叛国罪审判时都表述了同样的看法。但是其他人认为，由于缺乏确凿的证据支持希特勒对有关事件的表述，正如历史学家奥斯马尔·普洛金格所说的那样，他的反犹太主义立场只能在一战后的慕尼黑变得“明显、激进、活跃”起来。在他们看来，希特勒对于自己在维也纳时期参与政治活动所做的不厌其烦的描述完全是捏造的，其目的就是为了同一个对真实境况做出反应的幼稚年轻人的虚假形象相呼应，并非是为了展现漫无目标的参战老兵寻找政治家工作的真实情况。按照这样的解释，用历史学家罗曼·托佩尔的话来说，希特勒只是把反犹太主义立场“当作现实政治环境中稳操胜券的一种筹码”。22不过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