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叛国罪审判（第2/6页）
希特勒像一只饿兽走进了法庭。他两只眼睛飞快地“来回转着，环顾四周”。16他看到了现场的那些律师、记者和观众。一位记者注意到：“他要比照片上看起来矮一些。”17鲁登道夫看上去平静矜持，一语不发，阔步走向了被告席。对于其他被告来说，这就像是一次周末家庭聚会。朋友之间互相致敬，打着招呼，握手微笑。观众席位上基本都是希特勒的支持者。18纳粹党人及其盟友受到了宽容对待。而此前那些在巴伐利亚州人民法庭上被起诉的共产党人及社会党人却受到了粗暴对待，两者对比有着天壤之别。社会党主办的《慕尼黑邮报》愤怒地指出，在对希特勒的审判过程中“被告之间都在热烈地交谈，直到后来乖巧地请他们就座。没见到看守人员的踪影”。这家报纸写道，就在两个月前16位社会党人被带到了人民法庭。“他们进来和离开时都被铐上手铐和脚镣……每一位被告两边各站有一位看守……不允许他们彼此交流……甚至那些服刑期限已满的人在被带出法庭时仍然戴着镣铐……法庭就是这样对待社会党人的。”
开庭审判日对于公众人物来说是那一时期的政治大事。法庭开庭审判日有24个证人席位留给了慕尼黑的精英，其中包括国会议员、高级政府官员以及杰出的司法人员。19显而易见，人人都想亲临现场看一看在陆军军校里上演的巅峰对决，最重要的是能够听到希特勒发表演讲。很多人都希望法庭成为希特勒出色表现的一个完美现场。
这次对决表演由法官的到来拉开帷幕。三名陪审员，也被称作“非专业法官”（加上一位替补人员），还有两位专业法官（加上一位替补人员）由首席法官格奥尔格·奈德哈德引领着走入法庭。20奈德哈德秃顶，留着尖尖的灰白色山羊胡子，头戴高高的软呢礼帽，身穿黑色大衣，面无表情。他是巴伐利亚司法部门一位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后来希特勒大权在握论功行赏时，对他委以重任。人民法庭的有关记录显示，这位法官对左翼人士苛刻，对右翼人士宽容。例如，奈德哈德曾经为阿科·瓦利伯爵（1919年从背后行刺库尔特·艾斯纳）的判刑减刑。他根据宽松的“要塞监狱逮捕”的有关规定，将阿科·瓦利伯爵从死刑减至终身监禁。奈德哈德认为，减刑是正当的，因为这位谋杀犯有着“对人民、对祖国炽热的爱”。21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也是因为“巴伐利亚人民对于阿科·瓦利伯爵日益憎恶”。奈德哈德表示，政治谋杀犯并不是真正的谋杀犯，尤其是当受害者在民意测评中表现得很差时（艾斯纳在不久前的选举中支持率不足3%）。希特勒很幸运，奈德哈德也是1922年裁定他提前假释的那位法官（“太难了！”22）。当年希特勒残酷殴打巴伐利亚州联盟者领导奥托·巴勒斯蒂特，因违反治安条例，被判入狱三个月。后来只服刑一个月就被奈德哈德假释出狱了。希特勒和他的律师洛伦兹·罗德知道他们在法官那里很有优势。尽管也有其他法官出席审判，然而头戴传统大法官高帽、身穿法袍的奈德哈德才是掌控局面的人（在审判结束之前，很多人都说希特勒是掌控局面的人）。
起诉过程中原告方有备而来，对希特勒以及其九位同谋展开了一场激烈攻势。当巴伐利亚州副检察官汉斯·埃哈德手握39页的文件，起身代表政府进行陈述时，希特勒和很多其他人一样，大吃一惊。汉斯·埃哈德曾经与希特勒在监狱里交谈了五个小时，并且没有带速记员。埃哈德根据对大量参与者及目击者的采访及口供情况，小心谨慎地再现了暴动事件的整个过程。在接下来的90分钟里，埃哈德带领法庭回顾了1923年11月8日、9日两天令人痛苦的暴动过程。他为现场听众一一讲述导致政变及其拙劣执行过程的各种会晤与对抗场面，解析了堆积如山的证词和当事人的回忆情况，使那些计划得很不周密的往事重新生动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希特勒拔枪射向啤酒馆天花板，宣告新政府成立；扣押人质，袭击军事机构；从两家印刷厂盗用数十亿马克。最后他采用孤注一掷的“宣传进军”行动，组织队伍通过慕尼黑市中心到达音乐厅广场，并在那里血淋淋地结束了一切。“最后，”埃哈德平静地说道，“巴伐利亚州警察坚守岗位，不得不动用武器。”
接下来，就是埃哈德陈述的中心要点——对希特勒审判的评论。尽管情况错综复杂，参与人数众多，这位检察官说，那次暴动从本质上讲是一个人造成的。埃哈德断定，“希特勒是整个事件的灵魂人物”。
从表面上看，埃哈德的陈述是在谴责。然而他的陈述却为希特勒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演讲提供了最为理想的铺垫。希特勒不仅仅犯有叛国罪，不仅仅玩弄过恶毒的政治把戏，不仅仅妄称自己有权掌管德国，他还成了灵魂人物，是整个纳粹事业的精神支柱、核心中枢与思想文化上的主心骨。尽管克里贝尔、韦伯和其他人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就事态发展而言，希特勒的确没有浪得虚名。即使是极力鼓吹自己的鲁登道夫也无法成为这一事业的灵魂，而希特勒却是。作为一名政治家，希特勒一直不断试图使自己远离其他纯粹的政客，将自己的任务更多看作是精神层面而非物质层面的。他觉得自己与拿破仑、腓特烈大帝以及圣徒般的理查德·瓦格纳更加亲近。对于他来说，这是一种正合心意的极高赞词，无可超越。希特勒的整个政治奋斗目标直到当时（以及不远的将来，这一点我们将会看到）就是使自己成为不可动摇的万物中心，德国未来的X因素。对于他来说，还有什么能够比在公开的法庭里，在全世界新闻界面前被称为这场对决表演的灵魂人物更加光彩的呢？希特勒肯定是欣喜若狂了。
在希特勒发言之前，原告方提议整个审判应该秘密进行。巴伐利亚州检察官路德维希·施滕格莱因认为，开庭有必要进行秘密审判，以防止将暴动准备的细节，尤其是国防军参与准备进军柏林的细节透露给公众，尤其是透露给法国等外国媒体。毕竟这些措施违反了《凡尔赛条约》。被告方反对这一提议。他们希望希特勒及其他被告的事情尽可能让广大公众都知道，以便施加公众支持的压力。希特勒知道，他即将发表的辩白演讲是他在德国政界重新树立信任的重要机会。在有关秘密审判的机密会议中，被告方律师称，这次审判应该成为整个国家的公民教育大课堂。“这次审判的起因是11月8日和9日发生的两种世界观的冲突。如果没有给予双方同样的机会在公众中发表自己的观点，这将是严重的不公正行为。”23（实质上，他所强调的是希特勒的观点应该得到充分表达。）奈德哈德法官采取了折中办法来解决这一争议。经长时间商讨后，他裁定将某些话题限制在闭门庭审中讨论。他表示证人和被告方将知道何时把有关材料留给闭门审判。这种做法听起来就像让狐狸去看守鸡笼，因为政变参与者和执政三强都参与到这次利益博弈中。这样的决定对于希特勒来讲再理想不过。他可以将他的政治观点风格和民粹主义风格尽情展现在世人面前，而且在闭门审判时，将最能把他们有罪的参与暴动策划的细节揭露出来。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