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叛国罪审判（第4/6页）

现在希特勒要在不同的听众面前卖力地表演。无论在法庭上，还是通过慕尼黑报纸，最终他都可以影响一批新的听众，而这些人平时绝不会参加他组织的喧闹的群众性集会。在那个尚没有无线电广播的年代，通过德国大量报纸的密集报道，他发表的言论还可能传播到永远不可能直接听到他讲话的民众那里，即传播到巴伐利亚州之外的德国民众那里。这样影响更大。柏林最有声望的官方报纸《柏林日报》，相当于那时的德国版《纽约时报》，在开庭审判第一天的第一版最上端刊出大字通栏标题：“慕尼黑叛国罪审判今日开庭”。32对于希特勒来说，这算不上丢人现眼的事情。

希特勒在法庭上的开场演讲，尽管有些东拉西扯，还是以其特定内容和演讲风格使在场的众人听得全神贯注。“他知道如何调整他那略显粗哑的嗓音。”受人尊重的《法兰克福报》这样报道。这家高雅严肃的报纸并非那位纳粹领导人的盟友，它以促进新德国的自由民主秩序为己任，而且赞同《凡尔赛和约》。这家犹太人拥有的日报却让其新闻记者尽量展现希特勒在法庭上的表演伎俩，并向不了解内情的读者解说希特勒所用手法的魔力。“他先是让自己的声音变得柔和，然后逐渐提高音量，直至突然爆发大声呼喊，甚至沙哑尖叫起来。当提到失去的同志时，他又备感沉痛，声音变得嘶哑起来。他轻蔑地嘲笑敌人的怯懦。他利用生动的手势来增强语言的感染力，凸显语句的抑扬顿挫，不时竖起左手食指向州检察官来增强讽刺或抨击性话语的力度。他还通过头部或身体的摆动来增强演讲效果。整体修辞效果很有冲击力。”听起来这仿佛是一位来自高雅文化、崇高理想世界的游客去了一趟贫民窟，发现穿插表演比期待的还要好。

希特勒整个下午都在讲个不停，其目标就是要把他个人以及他所从事的纳粹运动确立为一种中坚力量，防止德国陷入他所说的“迦太基结局”（迦太基，位于北非海岸线上，公元前146年被罗马人残忍地夷为平地）般的混乱境地。“如果德国人不能从昏睡中清醒过来，意识不到政治问题在这个地球上不是靠一片棕榈叶就可以解决，而必须靠刀剑来解决，那么我们就输定啦。”他指出，建立纳粹党目的就是为了“在危急时刻拯救德国”。纳粹运动为德国的救赎提出了两个基本要求：“大脑和拳头。”大脑在希特勒的梦想宫殿里就是宣传鼓动——这是一个通用概念，对于他来说包罗万象。从他的演讲到墙上贴的海报，从穿过市区的游行到音乐、口号以及他与他的支持者们所穿的制服等，尽在其中（也包括希特勒从观众席后面，而不是从讲台后走进大厅的把戏）。宣传鼓动实际上就是政治的所有外部包装手段，最适合所有那些想用大脑工作的人去干。

拳头则又有不同，它意味着力量、威力、肌肉和使用双手完成任务。希特勒在聚精会神地听他发表演讲的法庭听众面前挥动着手臂，将“我们的纳粹党突击队”形容为“挥舞拳头的男人”。他们的目的，希特勒坚决宣称，不是采取军事行动，而是保护纳粹党和他们的聚会免受由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组织的类似“会场保卫队”的攻击。“每一个德国人都应该有权坚持他所信奉的理想，挥拳击倒那些动手阻止他前进，或者阻止揭示真相的人。”这等于是口头上恬不知耻地赞同了20世纪20年代政治活动中出现的充满暴力的混乱局面，事实上也是对后来多年街头混战的一次准确预言。希特勒痛快淋漓地以战斗姿态慷慨陈词。他声称“种族问题”（他将这个问题与“马克思主义问题”混为一谈）是德国面对的“最严重最深刻的问题”。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不能依靠政府官员，只有依靠能够唤起民族热情的人物”。这种具有热血情怀的人，当然就是希特勒本人。“凡是我知道自己有能力去做的事情，我一概拒绝谦虚。”希特勒曾这样说过。

为了使他的激进解决方法能够被众人接受，希特勒不得不把问题用激进的语言进行陈述。问题在于现存德国政府是不合法的，还有那些曾在1918年革命中背后捅刀的“十一月的罪犯们”，以及他们当前的继承者们。那次革命本身，在希特勒看来，是“一次恶劣的犯罪”——主要因为它是由社会党人领导的。1919年夏季在一次制定并通过《魏玛宪法》的制宪会议上魏玛共和国得到肯定，而且在过去五年中，魏玛共和国经历过多次选举。但在希特勒的眼里，魏玛共和国的合法存在权力从未经过公民投票的确认。“对于我来说，”希特勒在法庭上表示，“1918年革命并不存在。”他认为在现任政府的领导下，德国的“发展及卓越程度已远远地落后于三十年战争期间”。1618年至1648年间，三分之一的人口遭到屠杀（或死于战争带来的疾病）。凡是在学校里学过这段历史的德国人无不对此感到痛心疾首。作为当前政权非法的证据，希特勒说道，你只要看一看下述情况就够了：议会制政体（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并未能够解决包括通货膨胀，外强入侵和饥饿（“人们迫切需要面包”）在内的各种国家难题。他声称“多数人的决定都是无力的决定”33。他表示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决心废除当前政治体系，用“一个民族主义的，彻底反议会制的国家政府”来取而代之——这等于非常明确地承认了叛国意图。

然而，希特勒拒绝了对他犯有叛国罪的指控。为了辩护，他开始发起攻势。希特勒指控他的原告，巴伐利亚州的刑事诉讼证人卡尔、洛索和塞瑟尔犯有叛国罪。“如果我们的整个事业是严重的叛国行为，那么卡尔、洛索和塞瑟尔则和我们一起犯了严重的叛国罪。因为连续数月我们并没有和他们谈论别的事情；我们谈论的都是今天把我们送上被告席上的事情。”

希特勒不仅没有否认他在暴动中扮演的角色，反而喜欢这个角色，并抓住机会嘲弄那些踌躇不决的人。他无情地抨击卡尔是一个“没有拳头的人”，他“可以发起战斗，却从不一战到底……战斗开始的那一刻，他就会吓得不知所措”。这场暴动，希特勒争辩道，就是一场联合演习。但是这支队伍中只有一半人准备好奋起出击（希特勒和他的朋友们），而另一半则由于惶恐不安而无所作为（此处指卡尔、洛索和塞瑟尔）。“他们就像是在起跳前失去勇气的马一样，”希特勒辩解道，“我们必须鼓励他们奋勇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