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历史的审判（第3/10页）

更为不妙的是，有些人甚至怀疑鲁登道夫是否同现实已经失去了联系；他那种漫无边际的讲话听起来给人以老迈昏庸之感。他矢口否认在发生暴动那天夜晚事先知道任何有关情况，只是说自己在整个事件中扮演的是极为被动的角色。但是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鲁登道夫了解暴动详情。9（后来鲁登道夫甚至声称“希特勒误导了我，欺骗了我”，并称这位纳粹领导人“只不过是就会使用标语口号的冒险家”。10）“鲁登道夫看上去像是来自另外一个星球，”《纽约时报》这样写道，“鲁登道夫从未这样很有说服力地证明自己在政治上的无能。……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他都已是一位垂暮老者了。”社会民主党在柏林创办发行的报纸《前进报》不失时机地公开痛责这位将军“完全缺乏政治判断力”，“同战争期间那些目光敏锐的下属们心目中的那位鲁登道夫并无二致，即‘愚蠢的军官学员’”。11希特勒虽然在开庭第一天的演讲中出于政治上的精明考虑热情称赞了鲁登道夫（“我崇拜他”），然而上述那些尖酸刻薄的话语也不会使希特勒感到懊恼。希特勒这位“狂热分子”已经在想方设法疏远那位反复无常的老将军了。

法庭审判本身也有几个非比寻常的小插曲。在第一周里，几位辩护律师同新闻界代表的外界展开了一轮象征性的斗争。第一位律师向法官奈德哈德抱怨说，《慕尼黑-奥格斯堡晚报》（München-Augsburger Abendzeitung）错误地报道了律师在举行秘密审判问题上所持有的立场。这家报纸写道，虽然各名被告一心要避免通过公开审判的形式危及国家机密，“辩护律师们却不这样看”，因为他们强烈抵制全部进行秘密审判的做法。“我以在此的全部律师的名义表示抗议。”那位律师气鼓鼓地说道。他还列举了亲纳粹的《民族信使报》（Völkischer Kurier）上刊登的一篇根据匿名人员提供的情况所写的报道。文章写道：

有人对我讲了下面这样一个故事：“一天我乘坐有轨电车恰巧坐在两位素描画家旁边。我在法庭上特别留意过他们，因为当时这两个人发出了讥笑的声音。他们都在向对方展示着自己画的素描。其中一位看上去像是保加利亚人或匈牙利人，总之像是典型的斯拉夫人，展示着一幅三角形漫画，上面画的是一位非专业法官。另一位是个犹太人，得意扬扬地展示着一幅着实令人作呕的鲁登道夫漫画。画面上的鲁登道夫看上去心烦意乱，面容憔悴，两眼充满恐惧地呆望着前方，活像一个受惊的小动物。”

那位律师要求法官奈德哈德禁止“这样的人”报道这次法庭审判。奈德哈德爽快地答应了。“我们已经采取必要的措施将这种人请出现场。”法官说道。

但是那位律师没有就此罢休，他还要把矛头指向国外新闻界。据他披露，有一家外国报纸报道说，被告们好像对于自己遭到的指控并不在乎，只是“装腔作势”。他补充说：“被告都是地地道道的德国人，他们以最纯洁的动机体现着一个神圣的理想。当然，他们不会揪着头发、撕开衣服走进法庭。在德国法庭上，我们应该严厉禁止国外报刊这样粗暴地对待被告。”鲁登道夫的律师非常反感《纽约先驱报》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因为这篇文章以大字标题称鲁登道夫将军为“啤酒馆革命的领袖”。这位律师也要求法官禁止“如此滥用来访者的权力”。

巴伐利亚州检察官施滕格莱因对此忍无可忍。他也必须发表自己的看法：“有一家报纸声称，在希特勒先生发表抗辩声明的过程中，每个人都非常严肃，只有州检察官除外，他脸上一直带着屈尊的微笑。那完全不符合事实。对于州检察官在希特勒发言时表现不得体这样的说法，我表示反对。”12

律师这样的胡言乱语突出体现了审判希特勒所有的政治化性质，也体现了报纸在20世纪20年代国民生活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与希特勒一同组织参与暴动的被告对于暴动过程的陈述不尽相同，但是全都齐整划一地符合希特勒在开庭审判第一天所设定的基本框架。每一名被告都强调这次政变企图树立的好高骛远的目标，大唱爱国主义高调，同希特勒声称的拯救德国论调一脉相承。他们还详尽地讲述了希特勒有时提出的“用刀剑”从事政治活动的模糊暗示。在暴动期间发挥关键作用的希特勒突击队首领威廉·布鲁克纳站在证人席上怒气冲冲地高声叫道，“德国需要那些对祖国怀有炽烈的爱，对敌人怀有极大仇恨的人”，他们也愿意使用暴力手段，就像鲁尔地区那些从事破坏活动的人一样，由消极抵抗转为积极抵抗。13

控方势单力薄，而希特勒这边则有10名被告，11名律师。14另外还有名人希特勒和鲁登道夫（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相反，控方只有两人：施滕格莱因和埃哈德。即使他们背后有国家权力的支持，这两位律师看上去也是毫无锋芒，政治上中立，手段软弱。例如，施滕格莱因从未对被告宣传性的证词长度或内容提出过异议。

拥有九名共同被告和一屋子唠叨饶舌的律师，这对于希特勒而言是个很大的优势，他不必凡事都亲自费力应对。在审判过程中，既不是希特勒，也不是他的律师劳伦兹·罗德，提出了法律上的第一个挑战——正式要求逮捕卡尔、洛索和塞瑟尔，而是布鲁克纳的律师科尔首先出击。本来法庭气氛已经因为执政三雄在酝酿暴动方面所起的作用这个问题变得紧张起来。科尔提出“立即逮捕”这三个人，使得法庭气氛变得更加紧张。科尔是法庭上最具锋芒的人物之一，又因为报纸上经常提到他身体肥胖，所以他也是法庭上最有分量的人物之一。他身材不高，古板迟缓，双眼低垂，就连胡须也是向下微垂，整个人看上去就像一尊小加农炮。“被告已将重炮安排到位。”《慕尼黑邮报》这样写道，并没有多少开玩笑的意思。15

希特勒及其纳粹党人一直同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和国防军开展密切合作，这一点到现在已经确定无疑。他们也得到慕尼黑市警察局（所谓蓝衣警察，因其蓝色制服而得名）的庇护，这一点一开始并不广为人知。帕纳的前首席政治顾问，现在沦为被告的威廉·弗里克出面作证，才使事实大白于天下。弗里克和帕纳在1919年至1922年间执掌着慕尼黑市警方大权。有了强大的政治后台，慕尼黑市警察局才可以在扶植刚刚兴起的纳粹运动方面发挥着秘密作用。“本来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在1919年和1920年把它镇压下去，”弗里克说道，“但是我们认识到不应该把这个小小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镇压下去。”因为他们在纳粹党人那里看到了“德国复兴的萌芽”。弗里克侃侃而谈，听上去好像是希特勒的演讲词撰稿人（如果希特勒真有一位的话）。同希特勒一样，慕尼黑警方的这两位掌门人看到马克思主义大潮席卷劳工运动时，便决心消除这股大潮的影响，把工人们拉进民族主义者的阵营。“我们保护着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即纳粹党）和希特勒先生。”弗里克坦白地说道。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