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唐人论秦

两汉儒生揭开了秦始皇身后两千多年对其评价的序幕。两汉之后，从魏晋南北朝直到唐代，秦始皇始终是诸多政治家、文人关注的一个焦点。秦始皇成了历代警示教育的典型样本，他被后人不断地从历史中拈出来，给当权者以提醒、警戒，暴君秦始皇成了制约皇权的一把利剑、一座警钟。到了唐代，唐人评秦更加丰富多样：从形式上看，不但有政论、上疏，而且有诗歌、辞赋，各种文体的评议不断涌现。从内容上看，不但有批评秦始皇的诗文，而且也出现了肯定秦始皇的文章。这一切都表明秦始皇并没有因为渐行渐远而为人忽略、被入忘却。那么，唐人对秦始皇的关注重点是什么呢？他们的评议又有什么新的内容呢？

秦始皇创立的皇帝制度并没有伴随着大秦帝国的速亡而被人遗弃，相反，它成了秦始皇留给后世的最大一笔政治遗产。

公元前206年，消灭了西楚霸王项羽两个月后，汉王刘邦就急不可耐地在各路诸侯的拥戴下、故作不情愿状地登上了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当上了西汉的开国皇帝。刘邦生于公元前257年，秦始皇生于公元前259年，从年龄上看，秦始皇仅仅长刘邦两岁。所以，大秦帝国的开创者赢政与大汉帝国的开创者刘邦其实是同一时代之人。

刘邦在做泗水亭长时经常因公到咸阳出差，有一次亲眼目睹了秦始皇身为皇帝的阔大排场与八面威风，喟然叹息：“嗟夫，大丈夫当如此也！”（男人活着就应该活得像秦始皇一样）刘邦对权力的这种无比垂涎成为他日后一切活动的内在动力。同样面对秦始皇的雄风而发出“彼可取而代之”的项羽，最终没有实现他的目标。刘邦灭了项羽之后很快就在今山东定陶称帝，延续了秦始皇的皇帝制度，终于亲自体验到了“皇位是如此的高贵”。刘邦果断地抛弃了项羽的分封制，重拾秦始皇创建的皇帝制度，这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是一个重大事件：它表明大秦帝国虽然十五年亡国，但是，秦始皇创立的皇帝制度却得到了后世历代最高统治者的青睐。

为什么一个导致十五年亡国的皇帝制度如此受后世统治者青睐呢？

皇帝制度明白无误地规定：皇帝是天下至高至大、至尊至贵的人。这就意味着，当上皇帝就拥有了整个天下的财富与权势。当皇帝最痛快的不是皇帝说对了臣民会俯首帖耳，而是皇帝说错了臣民也会俯首听命。正是这种绝对的专制使皇帝成为两千多年“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终极目标，为了这一目标，皇室父子之间篡逆弑杀、兄弟之间相煎太急的事件频频发生。

皇帝制度确立了皇帝本人至尊至上的地位，其最大的特点是皇帝本人可以最大限度地实施专制独裁。在这种专制制度下，约束皇权必然成为一大难题。皇权如果不能受到适当的约束，皇帝就会为所欲为，亡国之祸就会接踵而至。所以，约束皇帝制度下的皇权是确保一个帝国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

但是，约束至高无上的皇权又是皇帝制度下最为棘手的问题。

古人很聪明。我们总以为今人比古人高明，那是因为我们获得的知识比古人丰富，获得知识的手段比古人便捷，比如说我们懂得了种种终结个人独裁的方法，我们知道了终结个人独裁的社会制度。但是，古人面对独裁专制的皇帝也并非毫无作为，他们为约束皇权充分发挥了政治智慧。其中；一个重要的武器就是对皇帝进行警示教育。

今天，我们在任命各级干部之前，都要对即将上岗的干部进行廉政谈话，都要对他们进行警示教育，采取的办法往往是让狱中贪官现身说法。但是，警示教育的专利并非归属今人，古人早就懂得警示教育的重要性！

对皇帝进行警示教育的目的是让拥有至高无上权威的皇帝懂得畏惧，让天下独尊的皇帝内心还有警策的对象。皇帝是帝国制度下最“勇敢”的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老子是皇帝，老子怕什么？

拥有者最怕失去。拥有什么，最怕失去什么。拥有权力者最怕失去权力。拥有财富者最怕失去财富。

皇帝最怕失去皇权！有所怕就是软肋。聪明的古人就从这方面下手，借古喻今，对皇帝进行警示教育。

那么，谁可以成为这种警示皇帝的教材呢？狱中的贪官当然不行；他们资格不够。亡国的皇帝又不配。谁最合适呢？

秦始皇！

秦始皇创立了皇帝制度，但是，秦始皇又是一个十五年便亡国的统一帝国的创建者，是第一个死去三年便亡国的开国皇帝。这种特殊身份上哪儿可以找到第二人？所以，秦始皇理所当然地成为历代名臣贤相对皇帝进行警示教育的最佳人选。当然，在中国历史上还有夏桀、商纣也可以警示为非作歹的皇帝，但是，夏桀、商纣都是亡国之君，而且是王而非皇帝，他们的警示效果显然没有秦始皇更有价值，他们充其量只是一张“黄牌”，而秦始皇几乎是立即可以将违规者罚下场的“红牌”。

以秦始皇警示当朝皇帝在汉代已经开始出现，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秦始皇日益成为进行警示教育的最佳教材。

我们看两个史例：

三国时期，魏国杨阜曾经向曹操的孙子魏明帝进谏说：

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天下叛之，二世而灭。夫不度万民之力，以从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

这件事的起因是魏明帝在许都，（今河南许昌）修了宫殿，又要在洛阳大修宫殿，杨阜劝谏阻止，以秦始皇修阿房宫为例，说明皇帝滥用民力，满足己欲，必然导致亡国。阿房宫修到什么程度，动用了多少民力，给天下造成多大的伤害，大秦帝国是否因此而亡，我们都可以弃而不论。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秦始皇成了杨阜劝谏魏明帝的反面教材。

同样是劝谏魏明帝，另一位大臣高堂隆也是以秦始皇作为警示皇帝的呜钟，他对魏明帝说：

且秦始皇不筑道德之基，而筑阿房之宫，不忧萧墙之变，而修长城之役。当其君臣为此计也。亦欲立万世之业，使子孙长有天下，岂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倾覆哉？

对比一下杨阜、高堂隆的谏词，大臣警示皇帝滥用民力的一个典型。

到自己行为的危险，从而终止玩火。

可以非常明确地看出，秦始皇已经成为大臣们希望通过这种警示，让皇帝认识这两则史例很典型，特点也很集中：一是借秦始皇警示当今皇帝，二是劝谏皇帝不要滥用民力。

晋朝的傅咸在《吊秦始皇赋》也发出了近似的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