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品人识鉴

林泉高致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车不停轨，鸾不辍轭；诣黄叔度，乃弥日信宿。人问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郭林宗即郭泰，太原介休（今山西介休）人，东汉后期的太学生领袖。

郭泰身高八尺，容貌魁伟，满腹经纶，是个美男子，到都城洛阳游学后不久，便成了太学生当中的偶像。后来又得到李膺的推崇：“老夫见过的才俊多了，但像郭泰这样的却还是第一次见到。”

身材高大、面相英俊的郭泰，由于学识佳，又极富口才和洞察力，受到李膺等前辈力荐后，名声更大，清议推为第一。

桓帝时期，宦官当权，朝野污浊。

在这种背景下，李膺和郭泰达成了合作协议，联起手来对付这种局面。那一代士人希望用言论去改变世界。他们使用的最主要手段是评议朝政、褒贬人物。因为，到了东汉后期，用语言品评人物，已形成风气；而且还是一种利器。一个人获得怎样的评价，直接关系到他的仕途和人生走向。

在李膺和郭泰的策动下，李膺的官邸和郭泰所在的太学成为清议时局、品评人物的两个中心。

宦官们不干了。

他们去桓帝那儿告状，桓帝便把李膺等人关了起来。

和李膺比起来，郭泰算是比较幸运的，虽是太学首脑，但没被冲击。

仔细查之，可能是因为他的言论比较委婉，没达到李膺那种“危言骇论”的地步。虽然最后没被牵连，但郭泰已洞察到时局的险恶，这所有的一切已形成顽疾，仅靠朝中大臣和学生们的努力是无法扭转的。

东汉王朝需要的是一次狂风暴雨般的冲击。

郭泰带着自己的遗憾，离开洛阳踏上了回乡讲学之路。

辞别洛阳时，前来送行的名流的车辆超过千乘。回乡后，从郭泰游学的弟子多达几千人。

郭泰是陈蕃、李膺死后东汉后期影响力最大的人。同郡名士宋冲称其名望：“自汉元以来，未见其匹。”

郭泰离开了洛阳。

那是大动荡即将到来的年代。

当时的很多人都有一种末世心怀。郭泰退居故乡后，也曾这样说：“吾昼察人事，夜观乾象，天之多废，不可支也。”

在这样的时代前夜，很多士人经历了由儒学转向玄学的变化。

他们返身而行，与庙堂渐行渐远，向着个体生命的深处回归。过汝南时，郭泰拜访了袁奉高，即袁阆，来去匆匆，只待了一小会儿；到了黄宪那儿，却住了一两天。

有人问其中缘由。

郭答：“黄先生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境界，仿佛碧波荡漾的大海，沉淀后不改清澈，搅动后不会浑浊，他的德才的深度和广度实在是难以测量啊！”

郭泰做得多少有点过了。

其实，人家袁奉高也是有来历的。

他是黄宪的玩伴，是推举陈蕃出山的人物。

当然，郭泰有他的理由：袁虽有名声和高洁之心，但毕竟是小德小才，甚至在他看来，袁的德才用一个勺子就可以舀起来。也就是说，他在袁、黄两家停留的时间，与主人的德才的高深程度是成正比的。

继续说黄宪、郭泰。

黄叔度名宪，老爸是个兽医，但正是这个兽医的儿子，跟郭泰，以及南方的徐穉，并称当时三大隐士。

一般来说，乱世隐，盛世仕。但东汉不是这样。无论是这个王朝初期蓬勃发展时，还是中期乱象初生时，再到末期无法收拾时，都流动着一股壮观的隐逸潮流。这就是东汉在士人隐逸史上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的原因。

东汉历代皇帝都非常尊重隐士的传统，映照在社会上，使当时有一种“以不仕为德高”的隐逸情结。这种传统与王朝之初出现的巨隐严光有直接关系。

一般来说，王朝更迭时，往往社会会发生大动荡，这时候就会有一批人出山建立功名，另一批人入山避于林泉。而新王朝建立后，皇帝为展示宏大气象，同时也是出于考虑百废待兴的国家的恢复目标，就会征召隐士出山参与王朝的巩固与建设。刘秀即如此，所以东汉之初，全国各地都贴着征召贤良的公文。

有很多隐士确实重新返回了岗位。但最有资格的严光却拒绝了。

他是皇帝的老同学，早年曾和刘秀一起在长安读书。刘秀曾亲自去请严光，但后者高卧不起，刘秀上前，抚严光腹部，说：“子陵！不肯出山相助，为何？”

严光睡而不应，过了半天，慢慢睁开眼睛：“昔唐尧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强迫！”

刘秀说：“子陵！我竟不能请你出山吗？”于是叹息而去。

刘秀仍不放弃，又请严光到皇宫，两人长卧回忆往事时，严光将脚搭在刘秀的肚子上，皇帝也没有脾气，但仍无法说动严光。

严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最为纯粹的隐士。

他的隐逸与政治立场没有关系，而是完全出自于个人的价值观。

最后，他离开洛阳，返回富春江，在那里以垂钓度过余生。严光对后世士人影响极大，成为东汉以后隐士的标杆。北宋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中写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但后世对严光于清明之世、遇英明之主、仍拒而不出的做法持有严厉批评。总结起来一句话：如果不是刘秀收拾乱世，哪有你在江边安然垂钓的机会？

面对这样的指责，严光就真的需要低头吗？

当然不必。他的个人选择无论如何都是值得肯定的，因为他的选择是忠于自己内心的。

东汉士人普遍的隐逸情结跟魏晋名士还不一样，他们更多是来自道德上的标准，也就是“守节”，认为隐是高于仕的（“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而不是像魏晋名士那样来自于对个体生命意识的自觉。除严光外，东汉还有周党、王霸等著名隐士。

关于东汉隐士气节之高，在周党的答复中可以看出：“天子有所不臣，诸侯有所不友。”他们在权力面前保持着人格的高贵和独立，坚守自己最初的志向而不移。这实际上是隐士文化中最光辉的部分所在。

对东汉后期来说，政权的无望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导致了隐逸风尚的出现。

一旦大批有才有德者都归向了山林，那么反过来又加速了当时政权的崩溃。《后汉书·陈纪传》：“汉自中世以下，阉竖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矫絜放言为高。”尤其是“第二次党锢之祸”后，作为“清流”几乎已经无法在朝廷上立足，这时候就只有两个选择了：一是化为浊流，难得糊涂；二是归隐林下，或讲学，或全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