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划江分治还是统一全国

得吴三桂为前驱，清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北京及畿辅地区，接下来的下一步棋该怎么走，清廷决策高层还没有统一意见。

有人就主张就趁着入关兵威，大肆屠戮一番，然后留置一个王爷镇守北京，大军要么退返沈阳，要么退保山海关，便有备无患。

屠戮而返，其实就是皇太极时代三次入关的套路。

其时，皇太极不以攻城略地为目的，而着眼于在京师周围流动作战，屠戮大明百姓，掠夺财物，消耗明军实力，挫败明军锐气，震慑明廷。

毕竟，彼时偏居于辽东一隅的清廷与大明王朝相比，就像老鼠之于大象。老鼠还不至于有吞食大象的野心，也没有那么大的胃口。

可是，随着李自成、张献忠等起义军的不断壮大，明廷内外交困，渐渐日薄西山、奄奄一息。

那么，就在这头临死的大象身上——或者说是尸体上撕咬几块肉，甚至霸占某个部位，又有何不可？

所以，皇太极在临终前特别叮嘱摄政王多尔衮说：“若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

多尔衮的智略不在皇太极之下，一点即通，他已经决定了：移都北京以图进取。

但，到底进取多大地盘，他的心里还没有定画。

当然，也有人（特别是那些降清的明廷官员）为了拍马献媚，要多尔衮早定一统大策。心中无底的多尔衮当场呵斥说：“何言一统？但得寸则寸，得尺则尺耳。”

确实，就当时而言，情形也真的不容乐观。

京师附近的居民不甘沦陷于异族统治，揭竿而起者比比皆是。

三河县、昌平州、良乡、宛平、大兴、霸州、东安、武清、漷县、天津等地都举出了反清义旗，使得京师所用的西山煤炭因为道路阻隔无法运入城内。

清廷要平息这些动乱就不得不花费一番心思。

在多尔衮看来，即便平息了，也要再用上一段时间来巩固这平息的成果，才能在北京立定脚跟。

所以说，多尔衮是万不敢轻易以主力南下的，何况大顺军尚扼守着山西呢。

这样，自1644年五月大顺军西撤以后，除了山东、河北有些原本为大顺政权所控制的地方被明朝地方军队颠覆外，畿南、山东和豫东的大部分地区在长达两三个月的时间里出现了几近权力真空的局面。

最后，是祖可法、张存仁等明朝降将一再劝说，说什么“山东是从南粮北运的必经之道，山西是商家行贾做生意的地区，殿下务必抓紧招抚，如果这两个大省的兵民划入了大清版图，则大清的财富就有着落，国家财政就不会匮乏了”，多尔衮才尝试着派人前去接管这些地区。

与山西以西的大顺政权及以南京为中心的南明政权相比，清廷兵力有限，尤其是满族人口稀少，要有效地接收和管理这些地区难度实在太大了。

然而，出乎多尔衮等人意料的是，其派出的官员往往只需配以数百清兵就可以轻轻松松地控制住一大片一大片的地方。

清兵部右侍郎金之俊被派去接管山东，其给清廷发回的报告全是“山东全区，并无一贼”、“但目下虽幸无贼，独苦无官”等字样。

偶有些地区的百姓不肯做清朝臣民，自发起来反抗，但都是些乌合之众，且得不到屯驻在江淮一带南京朝廷军队的支援，在清朝声威的震慑和威吓下，只好一哄而散。

饶是如此，清廷也不敢太大意。在他们的眼里，小心撑得万年船，退缩回陕西的大顺军仍然是一个可怕的敌手。

所以，当清将觉罗巴哈纳、石廷柱接管了霸州、沧州、德州、临清等地后，多尔衮严禁他们南下，而将他们调往山西合攻太原等地的大顺军。

总之，清廷准备接管的地方仅限于河北、河南、江淮，对于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尚显力不从心。

六月，多尔衮就发布文告对大明遗民说：“因为痛惜你们明朝皇帝崇祯的子嗣已死、帝脉已绝，势孤难存，我大清只好勉为其难，暂时接管北京土地，厉兵秣马，替你们歼灭跳梁小丑李自成，以还天下太平。再一次强调，我大清并没有占据天下的野心，所做的一切，全是为了拯救中国。你们河北、河南、江淮各勋旧大臣、节钺将吏以及众怀忠慕义的布衣豪杰，或者是世受国恩，或者新近得到君主眷爱，或者自誓忠心等，都心怀亡国之悲，不可能没有报仇雪恨的愿望。我大清一律不吝封爵、特别给予表彰奖励。如果有人不忘明室，想辅佐及拥立贤明的藩王，戮力同心，共同保全江东，这种想法合情合理，我大清绝不会干涉，更不会禁止。不但不会禁止，还会和新拥立的藩王通和讲好，使你们不辜负本朝，把断绝帝脉的接续上，把倾倒的王室扶起来，这就是你们友好睦邻大清朝的仁义之举。”

下文还说：“如果国家没有现成的国主，国民就会三心二意、摇摆不定。如果有人借拥立愚昧懦弱的藩王为君主，以实现自己威福自操、跋扈自横的野心，又或者有人表面上依附明朝，暗地里却做些盗国欺民的勾当，这些都是国民的敌人，国家的仇寇。等哪天我大清解决了陕西的李自成，即刻调兵向南，赶尽杀绝，一个不留。呜呼，是好是坏、是忠是奸、是顺是逆，从来黑白分明，简单易判，希望大家都怀抱一颗忠臣义士的心灵。南北没有区别，同是皇天后土所生养。布告天下，知会全国。”

因为清廷方面的消息不灵通，写这道文告的时候，多尔衮还不知道南京朝廷已经成立。

到了七月中旬，多尔衮才从清廷山东、河南等处招抚王鳌永在七月十二日的一道密报得知弘光即位的消息。

王鳌永的密报是这样写的：“我在七月初一日到达平原县，听说该县乡官和现任南直隶太平府通判董振秀的家人人接触，据董振秀的家人说：南京于五月十八日已立福王，改元弘光。”

清廷方面对南明的消息是这样的不灵通，而南明方面对清廷的了解也好不到哪儿去。

南明首辅马士英也是在甲申六月十五日才从“北来难民”的手里得到了多尔衮的告示，赶紧向弘光帝报告说：“看得虏示，是不知中国已有主矣，理合速差文武二臣颁诏北行，以安彝、汉之心。”

史可法也因此感到事关重大，认为必须让清廷知道大明帝国已经南京策立新君之事，提出了“速差文武二臣颁诏北行”，且“事期速举”。

这，也是北使团成立的一方面原因。

话说回来，河南的局势原本比畿南、山东地区远要复杂。虽然大顺政权早已在这块中原地区遍设官员，但主力既已西撤，其独霸河南的局面就一去不复返了，大顺军所能控制的只是豫西等部分地区，其他绝大多数地区已经被明朝官绅和土杰豪强以复明为旗号所占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