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

宣和二年，桂菊怒放、枫叶流丹的深秋时分，大宋朝廷的一纸招安诏书，由时任殿前太尉的高官陈宗善作为传诏特使，送到了梁山泊寨中。

这是朝廷在平息梁山泊叛乱问题上的一个重大的政治策略转折。

赵佶从倾向于战转到倾向于抚，拍板做出招安的决定，其间自有一番缘由。

童贯在统兵征剿梁山泊前，是在丹墀上对赵佶拍着胸脯说了大话的。不期损兵折将，败绩而归，不唯担心赵佶怪罪，在颜面上也是无光。因此，回京后童贯未敢直接面君复命，而是先悄悄地去殿帅府找了高俅。

高俅是奉命为征剿大军督运军粮的，粮草被烧是部队无法继续作战的重要原因，如果追究开去，他要为这次战败担负的责任，毫不亚于童贯。这些日子他也是惴惴不安，童贯回师后不来找他，他也会马上去找童贯。

这两个同病相怜的人见了面一拍即合，高度一致地认为，应当正面地充分地肯定此次出征的战绩和意义。对于某些有损于朝廷声望、禁军军威的事情，必须严加保密，不得外传，亦不必过细地向皇上奏报，以徒增皇上之烦恼。这不是糊弄皇上、欺瞒臣民，而是维护皇上和朝廷声誉的需要。这两个平素在势力范围利益多寡等许多事情上多有争斗的权臣，对于能够在这件大事上心照不宣地达到高度默契，感到十分高兴。

为了增强他们编派的那些瞒天过海、推卸责任的说辞的分量，两个人还一同携带重礼，连夜秘密拜访了首席宰相蔡京。老奸巨猾的蔡京与这两个人，特别是与大有后来居上之势的童贯，在官场上亦不乏钩心斗角处。但就整体的政治经济利益而言，他与童、高二人毕竟还同属一个阵营。朝中倒蔡的暗流一直汹涌不绝，在与政敌的较量中，此二人都还是老蔡京用得着的力量。所以一俟童贯、高俅将请老太师在皇上面前多加美言的意思道出，蔡京即做出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姿态慷慨应允。

次日赵佶临朝，童贯、高俅先后出班启奏，面不改色地禀报了业已编造好的征剿战况。

他们奏曰，此次朝廷派遣十万大军征剿梁山泊贼寇，决策英明，意义深远。官军深入寇区浴血奋战，前后数阵共歼敌万余，总的说来是战果赫赫。不过因梁山泊一带地势极为复杂，且逢盛夏酷暑，官兵多有水土不服者，粮草亦因遭连日大雨，受潮霉变难于接济，故而尚有部分残寇流窜于穷山恶水间，未能一鼓荡平，是为大胜中之微憾也。俟我朝天兵略作休整，补充给养，择机再行讨伐，扫灭梁山泊贼寇，乃指日可待之事矣。

徽宗赵佶纵然昏聩，也还不至于听不出征剿大军并未达到预期的作战目标，龙颜便生不悦之色。正欲开口诘问，早有蔡京出班，口称老臣有言启奏。赵佶只好让他先说。

蔡京向左右朝臣扫视一眼，徐徐奏道，童枢密此番挂帅出征，身先士卒战绩卓著。高太尉负责督运粮草，亦是殚精竭虑，劳苦功高。之所以未能尽扫残寇生擒贼首者，盖因暑热多雨、瘟疫流行、天时不利，实非将士征战不力也。此役虽然未奏全功，然大军到处贼寇丧胆，更兼水陆各军皆歼敌数万，已从根本上挫动贼寇元气，令其从此难成气候，尽显颓灭之势矣。所以此次征剿梁山泊之结果，当视为我朝我军之重大胜利，实乃可喜可贺，堪谓可褒可奖也。

朝臣中的一帮趋炎附势者见蔡京如是说，谁不乐得做个顺水人情，就一个个争先恐后地出班启奏，顺着蔡京的意思，对征剿战果予以高度评价，大加吹捧颂扬。那些正直之士虽对此中就里冷眼看穿、心知肚明，在这种情况下却不便直言驳斥，引火烧身，唯在心里暗自哂笑而已。

徽宗赵佶一来是不愿拂了蔡京及众臣的面子，二来也觉得蔡京说得有些道理，遂转愠为喜，顺水推舟地对童贯、高俅勉励有加，传旨从国库调拨银两，奖赏参战部队官兵。童贯、高俅征战失利、大败亏输的重大罪责，便这样被轻轻掩过。

退朝后，童高二人又各备美姬重金，密往蔡府再行酬谢。

但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何况是征战败绩这样的大事。尽管童贯、高俅严令参战各部对战况一定要坚持正面宣传的原则，却岂能完全封锁住数万张口舌，征剿战役的胜负损益实情，还是通过种种渠道不断地传泄了出来。一些不满于蔡京一伙专政弄权的朝臣捕捉到这些信息，便暗中上奏折弹劾他们。主抚派也乘机在朝堂上重新提出了对梁山泊义军的招安政策。

赵佶执政多年，深知官场中派系林立，相互倾轧、排挤是避免不了的惯常现象，对那些弹劾奏章并不太当回事。而且他已经当众肯定了童贯等人的战绩，若是出尔反尔地进行追查，非但影响不好，还可能引起动荡和混乱。反正事情已经过去了，查清楚了怎么样，不查清楚又怎么样？查清楚了能将童贯等人一概罢免不用吗？不用他们用谁呢？换一拨人就一定使用得更顺手吗？

因此，赵佶对此不置可否，只在那些弹劾奏章上批上朕知矣几个字，就不了了之了。

然而对于主抚派的招安主张，他这次却没有轻率地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而是认真地进行了考虑。

因为，无论童贯的战果是像他自己吹嘘的那么辉煌，还是像弹劾奏章里揭露的那么惨不忍睹，此次征剿没有将梁山泊贼寇彻底消灭，这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赵佶对这一点，是不满和失望的。

自从定下了联金灭辽大策，赵佶一心盼望挥兵北上收复燕云十六州，建立千古不朽的伟业，因此就希望能够尽快地平息叛乱，以免除后顾之忧。如能首先荡平梁山泊，对于进一步平息各地多如牛毛的小股叛乱，以及遏制新的叛乱的发生，会产生十分积极的作用。如今大军进剿的方法已经试过，结果是难以令人满意的。再度组织进剿，势必要再度劳民伤财，很不利于大宋养精蓄锐、收复失地的宏伟国策。假如当真能以招安的方式不战而屈人之兵，那又何乐而不为之呢？

基于这种想法，赵佶在朝政会议上将招安之策重新提了出来，让大臣进行讨论。

蔡京、童贯一伙依然是坚决反对招安。他们对叛乱分子的仇恨和鄙视是刻骨铭心的，无法淡化消除。童贯虽曾兵败梁山，但也窥出了梁山泊的实力和伎俩，自度若再统兵征伐，绝不会重蹈覆辙。而且对这次战败之辱，他是耿耿于怀，难以吞咽，立誓要报这一箭之仇。因而在朝堂上，主战派以童贯为首，极言梁山泊贼寇冥顽不化、罪大恶极，而姑息养奸，后患无穷，与主抚派展开了激烈的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