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卫所制度之崩溃（第2/3页）

卫军或秘密逃亡。如《明英宗实录》卷四七所记：

正统三年十月辛未，巡按山东监察御史李纯言：辽东军士往往携家属潜从登州府运船，越海道逃还原籍，而守把官军受私故纵。饬严加禁约。

或公开请假离伍。如同书卷一四一所记：

正统十一年五月己卯福建汀州府知府陆征言：天下卫所军往往假称欲往原籍取讨衣鞋，分析家资，置借军装。其官旗人等，贪图贿赂，从而给与文引遗之。及至本乡，私通官吏邻里，推称老病不行，转将户丁解补，到役未久，托故又去，以致军伍连年空缺。

其因罪谪戍的，则预先布置，改易籍贯，到卫即逃，无从根补。《明宣宗实录》卷一〇七：

宣德八年十二月庚午，巡按山东监察御史张聪言：辽东军士多以罪谪戍，往往有亡匿者。皆因编发之初，奸顽之徒，改易籍贯，至卫即逃，此及勾追，有司谓无其人，军伍遂缺。

在这种情形之下，卫所制度建立的第一天就已伏下崩溃的因素。《明史·兵志四》记起吴元年十月到洪武三年十一月，军士逃亡者四万七千九百余。到正统三年这数目就一跳跳到一百二十万有奇，占全国军伍总数的三分之一。[148]同年据巡按山东监察御史李纯的报告，他所视察的某一百户所，照理应有旗军一百二十人，可是逃亡所剩的结果只留一人。[149]

这制度等不到土木之变，等不到嘉靖庚戌之变和倭寇的猖獗的试验，已经完全崩溃了。

三

卫所制度是明代立国的基础，卫所军兵之不断逃亡，一方面表明了这制度内在的弱点，一方面也泄露出统治权动摇的消息。这情形使政府感觉到非常恐慌，极力想法补救。把追捕逃军的法律订而又订，规定得非常严格。《明史·兵志四》记：

大都督府言，起吴元年十月至洪武三年十一月，军士逃亡者四万七千九百余。于是下追捕之令，立法惩戒。小旗逃所隶三人，降为军。上至总旗、百户、十户皆视逃军多寡夺俸降革。其从征在外者罚尤严。

把逃军的责任交给卫所官旗，让他们为自己的利益约束军士。这制度显然毫无效果，因为在十年后又颁布了同样性质的科令。《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一：

洪武十三年五月庚戌，上谕都督府臣曰：近各卫士卒，率多逋逃者。皆由统之者不能抚恤，宜量定千百户罚格。凡一千户所逃至百人者千户月减俸一石，逃至二百人减二石。一百户所逃及十人者月减俸一石，二十人者减二石。若所管军户不如数及有病亡事故残疾事，不在此限。

洪武十六年命五军府檄外卫所，速逮缺伍士卒，给事中潘庸等分行清理之。洪武二十一年以勾军发生流弊，命卫所及郡县编造军籍。《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三：

九月庚戌，上以内外卫所军伍有缺，遣人追取户丁，往往鬻法且又骚动于民。乃诏自今卫所以亡故军士姓名乡贯编成图籍送兵部，然后照籍移文取之，毋擅遣人，违者坐罪。寻又诏天下郡县，从军户类造为册，具载其丁口之数，如遇取丁补伍，有司按籍遣之，无丁者止，自是无诈冒不实，役及亲属同姓者矣。

卫所的军额是一定的，卫军的丧失，无论是死亡或逃亡，都须设法补足。补额的方法，是到原籍拘捕本人或其亲属。同年又置军籍勘合。

是岁命兵部置军籍勘合，遣人分给内外卫所军士，谓之勘合户田，其中间写从军来历，调补卫所年月，及在营丁口之数。遇点阅则以此为验。其底簿则藏于内府。

这两种制度都为兵部侍郎沈溍所创，《明史·唐铎传》曾对这新设施的成效加以批评：

明初，卫所世籍及军卒勾补之法，皆溍所定。然名目琐细，簿籍繁多，吏易为奸。终明之世，颇为民患，而军卫亦日益耗减。

实际上不到四十年，这两种制度都已失其效用，不但不能足军，反而扰害农民。第一是官吏借此舞弊。《明宣宗实录》卷九九：

宣德八年二月庚戌，行在兵部请定稽考司军之令。盖故事都司卫所军旗伍缺者，兵部预给勘合，从其自填，遣人取补。及所遣之人，事已还卫，亦从自销。兵部更无稽考。以故官吏夤缘为弊，或移易本军籍贯，或妄取平民为军，勘合或给而不销，限期或过而不罪，致所遣官旗，迁延在外，娶妻生子，或取便还乡，二三十年不回原卫所者。虽令所在官司执而罪之，然积弊已久，猝不能革。

使奉命勾军的官旗，自身也成逃军。第二是军籍散失，无法勾稽。《明宣宗实录》卷一〇四：

宣德八年八月壬午，河南南阳府知府陈正伦言：天下卫所军士，或从征，或屯守，或为事调发边卫。其乡贯姓名诈冒吏改者多。洪武中二次勘实造册；经历年久，簿籍鲜存，致多埋没。有诈名冒勾者，官府无可考验虚实。

政府虽然派大臣出外清理军伍，宣德三年且特命给事御史按期清军，清军的条例也由八条而增为十九条，又增百二十二条，军籍也愈来愈复杂。嘉靖三十一年又于原定户口收军勾清三册以外，增编军贯、兜底、类卫、类姓四册。可是这一切只是多给予官吏以剥削的便利和机会，军伍由之愈空，平民由之愈苦。结果，卫所军士既不能作战，也不能保卫地方，徒然给国家和民众增加一个不必要的负担。

四

勾军之弊，洪熙元年兴州左屯卫军士范济曾上书言：

臣在行伍四十余年，谨陈勾军之弊：凡卫所勾军有差官六七员者，百户所差军旗或二人或三人者，俱是有力少壮及平日结交官长、畏避征差之徒。重贿贪饕官吏，得往勾军。及至州县，专以威势虐害里甲，既丰其馈馔，又需其财物，以合取之人及有丁者释之，乃诈为死亡，无丁可取，是以宿留不回，有违限二三年者，有在彼典雇妇女成家者，及还，则以所得财物，贿其枉法官吏，原奉勘合，矇眬呈缴，较其所取之丁，不及差遣之官，欲求军不缺伍，难矣。[150]

正统元年九月分遣监察御史轩辊等十七人清理军政，在赐敕中也指出当时的弊害，促令注意。《明英宗实录》卷二二记：

武备国立之重事，历岁既久，弊日滋甚。户本存而谓其为绝，籍本异而强以为同，变易姓名，改易乡贯，夤缘作弊，非止一端。推厥所由，皆以军卫有司及里主人等贪赂挟私，共为欺蔽，遂致妄冒者无所控诉，埋没者无从追究，军缺其伍，民受其殃。

不但是法外的弊害使平民受尽苦痛，即本军本户的勾捕，也使一家人倾家荡产，消耗了国家的元气。试举两例说明，第一例可以看出这制度曾破坏了多少美满的家庭，残酷到何种程度。《明太祖实录》卷二一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