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上官仪事件引发的血案(第4/5页)

10岁被立为太子,14岁时自动要求让出太子之位,到18岁,李忠是名义上的房州刺史,其实一直处于幽禁状态。在这四年多的时间里,武后的势力不断攀升,这让远离京都的李忠感觉到生存的艰难与不易。

这种高压状态下的生存让人性发生扭曲,李忠活得疑神疑鬼,不但对王府所有的官吏,就连服侍他的宦官和侍女,也一律都在怀疑之列。尤其是在吃饭的时候,不亲眼看到多次验毒,绝不肯吃饭。为了防止武后派人暗杀,他屡次更换卧室,有时甚至男扮女装,穿上侍女的衣服。如此谨小慎微,他还是恐惧不安。李忠开始学习占卜,用巫术符咒来驱赶内心的不安与恐惧。可占卜的结果,时而让他欣喜,时而令他担忧。这样因恐惧心理而表现出来的异常行为,很容易让人抓住把柄。光是私交妖人,已是死罪。一个男人的青春岁月就这样在极度不安中度过了。

上官仪、王伏胜勾结废太子究竟想干什么?废太后,再谋太子位,然后夺了自己的皇位。

高宗皇帝没有去做考证,就认定许敬宗说的是事实。他摸着自己还在跳动的心脏暗自庆幸,上官仪平日里装得像个正人君子,闹了半天也是恐怖分子。

在上官仪父子双双入狱被折腾得死去活来的过程中,高宗皇帝没有为他们说一句话。

上官仪因“大逆之罪”,被打入狱中。这位诗人由于过分郁闷,不久之后便死在狱中,享年57岁。上官仪的侄子廷龙及王伏胜被处斩,上官家被抄家灭籍,廷龙唯一的后代,年近1岁的上官婉儿,和母亲郑氏一起充为宫婢,住在掖庭宫里。十几年后,他的孙女上官婉儿成为颇有才气的时代女性,将在一系列朝廷变故中兴风作浪,展现无限风姿。

此时,远在黔州的原太子李忠在自己的幽禁处被赐死。那个活得毫无安全感、勉强在黑暗中存在的青春少年,终于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对于一个长期受到死亡纠缠的人,死对于李忠来说,更像一种解脱。他怀着感恩的心坦然地接受被“赐死”的命运。

死亡让他从万般恐惧中解脱了出来,这位生于皇家、虚弱而不幸的年轻人,死的时候安详而平静。

跟着上官仪一起赴死的,还有一向与他关系不错的右相刘祥道(被降为司礼太常伯),左肃机郑钦泰等朝中大臣也因为这件事被流放贬官。上官仪事件前,高宗李治还有和大臣单独接触的机会,而在事件之后,这种机会就几乎没有了。所有视朝活动都是在皇后武氏的严密监视之下进行的。

群臣举目上望,帘子后边还坐着一位操纵自己生死与升迁的权威人物。于是,高宗身边再也难有一个真正亲近他的大臣。谁也不想步上官仪的后尘,置身家性命于不顾。

高宗就这样被孤立起来,他四顾茫然,不知道他可以信赖的人到底在哪里?

人家夫妻关系不和,本来属于家庭内部矛盾。可像上官仪这样的世间奇男子,也来蹚这趟浑水,结果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就太不值得了。

作为回报,武后把道士郭行真交给了高宗。病了这么久,高宗要向道士郭行真动粗,需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罪名是抄袭门,说他把佛经抄袭到了道经里面,让一些信教徒的精神世界陷入了迷惘,寻寻觅觅找不到活着的意义,也搞不清楚信仰究竟在何方。

郭行真不承认自己抄的书是禁书,可是一通刑罚下去,他只好认罪。郭行真被流放爱州(今越南清化,褚遂良流放致死之地),家产充公,那些门生弟子也受到牵连。

上官仪和郭行真这对难兄难弟,有机会真应该抱在一起哭一场。他们就这样成了帝后感情生活中的小插曲,是吃花酒时猜拳行令的小赌注,是两口子关起门练架需要砸碎的不值钱的道具。

两口子闹过别扭,感情或许更胜从前。高宗李治发动的这场宫廷内变虽然在发轫之前就宣告破灭,但是它给武后留下的创痛与不安并没有消除。武后内心非常清楚,上官仪只不过是受命造反,充当了高宗李治发泄愤怒的替罪羊。只要高宗愿意,朝廷内外潜伏的那些反对自己的势力一有风吹草动,便会死灰复燃,使自己苦心编织的梦想毁于一旦。

为了避免类似上官仪事件再度上演,防止那些不听话的大臣在背后放冷枪,武后决定更深入地参与朝政。起草废后诏书是高宗对武后的最后抵抗,从此以后,打着“辅弼龙体欠佳的天子”的旗号,武后在紫宸殿与高宗并列临朝。

历史上,武后并不是第一个垂帘听政的皇后,但以往多半是天子年幼,才由皇后代为执政。像高宗与武后这种局面,毕竟还是少有的。

官员们内心虽然愤怒,但也有心无力。也就是从这时起,高宗皇帝上朝视事,龙座后都加上了一道帘子,武后隐身其中。我有一帘幽梦,梦里有你与共。

帘子放下再未卷起,“二圣临朝”的时代就此拉开帷幕。

  

李义府被逐,让人明白了一个苦兮兮的道理,皇帝是得罪不起的。

上官仪被杀,让人清楚了一个血淋淋的事实,皇后也是欺负不得的。

两尊大神高高地坐在那里,下面的文武百官还能说些什么?还敢说什么?皇家的私事是不敢再随便议论的了,可皇家的私事很多时候又纠缠着国事,让人无从选择。

于是明哲保身之人就叹一声,还是珍爱生命,远离朝堂吧!

武皇后一时之间成为山东大族议论的焦点。山东,是太行山以东的地区,自从魏文帝曹丕取得山东大族的谅解而篡汉之后,施行九品官人法,保障了大族政治上的权利,中华历史上,到这时才算是真正出现了贵族。

经过两晋、南北朝的大混乱,山东大族在政治上的实力已经消堕,可是他们的声势犹存。山东的崔家、卢家、郑家……是连李唐皇族都看不起的,因为李氏一族源流出夷狄,在中原只是冒牌的贵族;而皇后的武家,又仅是李家的附庸,自然更不在山东大族的眼中了。

李治曾经运用他的皇帝权力,改编姓氏录,以诏令废旧日的氏族志,可是这道皇命对社会人心毫无影响。武后曾经暗示李义府、许敬宗等人竭力推广姓氏录,但得到的却是嘲笑。山东大族的子弟,称皇帝颁布的姓氏录为“动格”,那只是做官用的,家世门第,并不是以官位为衡量的。

武后的侄辈,曾经千方百计,图谋与山东大族缔结婚姻,却没有获得成功。山东大族的子女,连与皇族通婚都不屑,更不要说武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