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履吉： 天才回到中国后

受访人：施履吉院士

访谈人：熊卫民

整理人：熊卫民

访谈时间：2008年7月26日

访谈地点：上海市建国西路施院士家

施履吉院士（熊卫民2008年7月26日摄于施院士家）

在上海一些生命科学研究机构做调研时，笔者多次听人谈起施履吉院士。人们说，施先生非常聪明、动手能力极强，是一位天才。人们还说，施先生在美国念书时的同学曾向他们打听过他，并称他是所有同学中天赋最高的。对他回国之后，未能发挥自己的才能，像他的某些美国同学一样获得诺贝尔奖级的承认，大家纷纷表示十分可惜。

施先生究竟是如何回国的？回国后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果？对于自己的人生，他有哪些总结？带着这些问题，笔者访谈了患病在家休养的施院士。虽然健康原因已不允许多讲话，但那一天，他谈兴颇浓。遗憾的是，不久之后，施先生病重入院，再也没出来，因而也就未能审阅访谈稿。

施履吉（1917—2010），细胞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年）。1940年在浙江大学园艺系获学士学位，1944年在浙江大学理科研究院获硕士学位，1951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动物系获博士学位，1955年克服重重阻挠归国，先后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所、生物物理所、昆虫所、动物所、微生物所副研究员，于1964年创建中国科学院北京生物学实验中心，任该中心研究员、负责人，后任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

北京生物学实验中心

熊卫民（以下简称熊）：听说您担任过中国科学院北京生物学实验中心的负责人。我很想知道，这个中心是怎样建立的，建立后的运行情况，以及后来又是因何种原因被撤销建制的。

施履吉（以下简称施）：1955年我回国之后不久，裴（丽生）副院长找我，让我帮助贝（时璋）先生筹备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北京工作站，要按照生物物理所的规模来筹建。当时贝先生还没同意建生物物理所，正在说服他。我就按照我所了解的生物物理所的情况，根据生物物理所的规模，选购了很多新型实验设备，包括电子显微镜，分析用超速离心机、高速离心机、分光光度计等。

到1956年时，仪器设备已购置不少。我发现，除我用了极少一部分外，所里没有人用这些仪器。站在国家的角度，这是很不经济的。我就向院里提出，应当由整个生物口共同使用这些仪器。当时秦力生秘书长对此很感兴趣，把我叫过去了解情况，但后来就没下文了。

我还认为，一个搞实验的研究所应当有自己的工厂。因为，一些创新的实验，可能需要用一些买不到的仪器，需要自己去做。比如我在美国做论文时，所需的仪器有很多是我自己做的。所以，回国后不久，我就向一机部的部长、副部长反映了这个想法。他们赞同我的意见，批了一套刨、铣、钻俱全的机器给生物物理所。结果在1958年“大跃进”时，机器内部的马达等就被拆下去做吹风机，让我十分心疼，结果造成了很多矛盾。

熊：跟所长的矛盾？

施：主要是跟行政副所长康子文的矛盾。那时候搞“大炼钢铁”，把大量含铁的器物拿到炉子中去烧，结果得到的全是一些没用的铁块块，我看后心里很不是滋味。现在又要把我们这套设备给弄坏！把这套设备弄过来时，贝先生是签过字的。我就去向贝先生反映，可他不吭声。与此同时，行政（副所长）认为我不服从调配，反对“大炼钢铁”，还组织人给我贴了很多大字报。后来我实在忍受不了，就提出要离开生物物理所，甚至要去美国。因为周总理在日内瓦会议争取我们回国时讲过，可以自由来去。秦秘书长、郁文知道此事之后，专门来跟我谈话，此时我自己也意识到这种想法不对，就只是到动物所去待了一段时间。张劲夫副院长、杜润生副秘书长对我是了解的，在他们的关照下，我才没有受到更大的冲击。“大炼钢铁”过了之后，他们对我做了一些思想工作，又把我调回了生物物理所。

回到生物物理所之后，我发现新购置的那些仪器损坏了不少，像电子显微镜，人家送来的样品跟切片一样厚，一观察就把物镜给损坏了。我深切感受到，得有专门的人来调试、维修这些设备。而此时，别的很多科学家对生物物理所有许多新仪器没人用、不会用，也提了很多意见。大家认为，解决这类问题的办法是，办一个北京生物学实验中心，生物口各单位共同使用。院里就调我去办。

其他所的专家开出了很多仪器的清单，院里决定找个人去订，就把我调去。我把这些仪器购到、调试好，并在实验中心专门配备了一些实验室，结果，提出购买这些仪器的人，从实验中心开张到关门，我一直没见他们来用过。当时，我们大部分人的技术水平都很低，只知道有这样的设备，但不知道怎么去用它——不会做适当的样品，仪器出了故障更不能去维修。针对这样的情况，我认为，应当培养一些精通仪器的人才，不但会使用，还要能制造某些设备。当时离心机非常需要，超速、高速离心机我们国家都没有，我就培养了一些人来做这些仪器。比如说金如松，他是朝鲜族人，从东北某大学的仪器专业毕业，被分到实验中心，我大力培养他，他做得很好，到现在还在搞超速离心机。还有小洛，名字我记不全了，专门搞维修，一直到现在，实验室的仪器坏了还常常去找他。当时，细胞生物学已经发展到研究细胞的吸收光谱，而相关的显微设备我们没有（国际上也只有英国有），我知道相关的原理，就组织一些人，自己研究制造出了这种设备。当时国外还有一种X光显微镜，买不到，我们就自己制作，姚山麟你知道吗，我和他以及工厂的其他一些老师傅一道，共同把它制作出来了，照的照片很漂亮。我们生物实验中心，当时就做了这样一些事，还建立了专门的工厂。我们实验中心的仪器设备坏了，可以不出中心。比如有一次，某位年轻人把电磁目镜——电子显微镜上决定分辨率的关键设备，精度要求非常高，非专业人士很难做出来——给弄坏了，我们就自己做了一个。后来国外公司进行售后服务，派人来检查电子显微镜的性能，没发现问题。

熊：您用这些设备做了哪些研究？

施：筹建北京生物实验中心时，院里下了一个死命令：你不能用这些仪器设备去做自己的工作。这是应一些老专家的要求而做的决定。那些老专家提出，如果让我去主持实验中心，那么，我不能用那些设备去做自己的研究。结果，他们没来用，我也没能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