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善炯： 我亲历的政治运动

受访人：沈善炯院士

访谈人：熊卫民

整理人：熊卫民

访谈时间：2004年3月30日

访谈地点：上海市建国西路沈院士家

沈善炯院士（2004年3月30日熊卫民摄于沈院士家）

2003年10月，蒙邹承鲁院士引见，我有幸结识了他的挚友沈善炯院士。此后，每次到上海出差，我都去拜访他。沈先生待人热忱，视我为忘年之交，知无不言，跟我谈起过许多学界前辈的往事。但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丰富而坎坷的经历。

沈善炯，1917年生，微生物学家和分子遗传学家。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生物学系，先后在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华中大学生物系、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北京大学生物系任教、做研究。1947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奖学金赴美留学，主修生物化学遗传。1950年6月获得博士学位，经导师介绍去威斯康星大学生化系做博士后研究员。朝鲜战争爆发后，他辞去威斯康星大学的聘约，于8月31日离美回国。船经日本时，遭美军非法扣押、囚禁，经过两个月的不屈抗争，才得以释放。归国之后，先在浙江大学医学院任教。1952年2月，因为院系调整，改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植物生理研究室工作。1953年，植物生理研究室从实验生物研究所分出扩建为植物生理研究所，他任微生物生理组组长，应国家需求改行从事抗生素研究，很快在金霉素和链霉素的生物合成研究中取得重大进展。1958—1959年应邀去苏联医学研究院工作一年。归国之后，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生物研究所副所长（无所长），主管业务。1961年，上海微生物研究所又归并到植物生理研究所，他仍任副所长。1964年之后，他先后受“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冲击，历经种种磨难。

他在抗生素、细菌的糖代谢、细菌的氮代谢、固氮基因的结构和调节、根瘤菌共生固氮等研究领域取得一系列成果，先后获得中国科学院成果奖（1955年）、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奖一等奖（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987年）、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1996年）、陈嘉庚生命科学奖（1997年）、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1999年）等。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2011年出版自传《我的科学生涯》。

洗脑筋，改造思想

熊卫民（以下简称熊）：我读过您的《我的科学生涯》一书，深感您是一位想讲真话、敢讲真话的科学家。能否请您围绕科学和政治的关系问题，再谈一谈自己的经历和反思？

沈善炯（以下简称沈）：到80多岁时，我常常想，我这一生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为了科学，一个是为了我们的国家。我书写自己的坎坷人生，目的是将一些历史真相展示出来，供民众和当局者思考。可这本书在出版时遇到许多障碍，虽然最终得以正式出版，但只印了250本。后来，我又写了一些文章，都还锁在抽屉之中。我与你虽然交往时间不长，但可谓倾盖如故。有什么问题你尽管问，我将知无不言。

熊：您从美国归来不久，国内即开展了一场主要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韩非曾经说过：“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而“思想改造”运动，虽然名气不及以后的反右派运动大，所针对的却正是“禁其心”。请您介绍一下您在这场运动中的所见所闻，以及您对这场运动的看法。

沈：因为李森科主义的影响，我回来以后，不能再研究遗传学。我就去浙江大学当教师，讲授生物化学。到浙大后，很快即开始“思想改造”运动。1952年初我到科学院后，又在实验生物所参加了“思想改造”运动。所以，高教系统和科学院系统的“思想改造”运动我都参加了。我自己受到的冲击不大，因为我没有宗派主义什么的。但我看到有许多科学家受到冲击，其中，植物生理研究室室主任罗宗洛被作为典型的“宗派主义者”加以批判。

熊：您出身“地主”家庭，在“旧中国”工作过，还曾到“美帝”留学，人家不认为您具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不改造您吗？

沈：运动是有重点，我没被列为批判的靶子。可能因为我有在日本蹲监狱，与美国相抗争的经历，我得到了科学院有关领导的特殊关照。当时科学院上海办事处的负责人李亚农、王仲良很庇护我。

熊：“思想改造”运动是怎么进行的？

沈：人人过关。我上台去讲了两三次才过，有些人讲了多次都过不了关。

熊：您如何看待这个运动？

沈：离开日本的巢鸭监狱后，我和赵忠尧、罗时钧被送往国民党“中国驻日代表团”。该团的一位武官在释放我们回国时说：“既然你们一定要回大陆，我们也不勉强。但有一言相告，你们要准备好回去洗脑筋！我们和中共打了20多年的交道，你们回去感受一下也好。”当时我们一笑置之。“思想改造”运动开始后，我马上想起了这句话。我在中央研究院等机构待过，那儿的确有宗派主义。凡是属于不同学校出身的，甚至不同老师教导的都各成一派，以致那留洋回国的也分成什么留日派、留美派等，彼此互相排斥。科学工作者之间不是在工作上竞争和合作，而是互相妒忌。我认为，那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良风气确实应该清洗掉，为了中国的科学事业，每个人都应该洗洗脑筋。

事情的另一方面是，“思想改造”运动被严重扩大化了——被批判的不仅仅是宗派主义，一些科学家的作风问题，例如在工作上对学生、同事严格要求也遭到了强烈批判。所以我当时就怀疑，这样的政治运动是不是有必要？我努力说服自己：中国共产党执政很不容易，可能确实有理由开展这样的运动。我深信共产党能够领导全国人民建设国家，使它走向富强。

在“思想改造”运动期间还发生过一件事情。我到浙江大学教书，需要到派出所报户口。公安人员叫我填一张表。我填好递进去，他马上将其甩了出来，说：为什么不填你从哪里来的？于是我就填了。把表交上去之后我就回家。谁知道他一直在后面跟着我。到我家后，他对我夫人卢盛华说：“把你们的经历告诉我。”我夫人就把我们的经历告诉了他。他说：你们有什么证据没有？我们就把西南联合大学的毕业证书给他看。他一看校长的印章，“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哦，战犯！”接着，他又讲了很多话。后来救星来了——我在浙大理学院的学生来看我，证明了我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