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祚庥： 在科学和宣传之间
受访人：何祚庥院士
访谈人：熊卫民
整理人：熊卫民
访谈时间：2008年7月26日
访谈时间、地点：2013年12月27日、2014年7月30日，北京中科院黄庄小区何院士家；2014年5月28日、7月28日，北京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2014年5月9日，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
何祚庥院士（2013年12月27日熊卫民摄于何院士家）
2013年8月，《科学文化评论》发表了笔者对范岱年先生所作的访谈——《中国科学院内的老浙大人》，提及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中科院”）一些早期的事务，包括一批原浙大地下党员被打成右派，中宣部科学处和中科院的关系等。何祚庥院士对这些问题很感兴趣，表示愿意以历史当事人的身份，提供一些新的史料。于是就有了笔者对何先生的多次访谈。在这几次访谈中，何先生介绍了他在中宣部科学处工作期间所亲历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包括20世纪50年代红区党和白区党之争、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争、思想战线的阶级斗争、对梁思成建筑思想的批判、科学界的反右派斗争、中科院党组的几次改组等，并谈及1960年的“超声波化运动”、1980年代钱学森和于光远之争。何先生还对这些事件的根源、背景、是非做了揣摩和分析。由于所谈范围很广，远远超出笔者的知识面，所以笔者未能对其一一核实。由于所谈内容很多，远远超出了公开刊物的容量，所以笔者不得不对其进行合并和删削。不当之处，还望读者和何先生见谅。聊可慰藉的是，第一、三次访谈的全文（共4.4万字），已刊发于中科院内部刊物《院史资料与研究》2014年第2、4期。本篇的标题与注释等为笔者所增补。
何祚庥，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年）。1927年生于上海，1945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1947年转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51年7月毕业，到中央宣传部工作，先在理论教育处，年底转入新成立的科学卫生处，1956年11月起先后在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二机部九院、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理论物理研究所工作。曾任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熊卫民（以下简称熊）：何老师，很高兴您能给我访谈的机会。在很久之前我就想访问您，因为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您几乎一直处在舆论的中心，不仅见证过诸多国家大事，还是不少历史事件的当事人。
何祚庥（以下简称何）：是的。我官不大，可经历的事情不少。
熊：科学界、理论界的事情您参与得尤其多。您早期在中宣部科学处工作，负责联络中国科学院，您的记忆对我们当前开展的中国科学院院史研究意义尤其重大。
何：是这样的，我赶上了那个时代。
许良英等被划为右派的深层原因
熊：我准备了一些问题。要不然我拿这些问题直接来问您？
何：你稍微慢一点，我先给你谈一段关于许良英被划为右派的事。我了解一些你们恐怕并不知道的事情，能对有关背景做点补充。你给范岱年整理的访谈中，提到一个关于对待地下党的“十六字方针”，我背不下来了，你能不能背一下？
熊：“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何：这个方针的出台背景是白区的地下党和南下的红区党之间争夺功劳的斗争。战争年代，大家团结合作，现在取得胜利、开始建国了，功劳算谁的？双方争这个功劳。当然不会跟毛泽东争功，但是白区的党的确在跟红区的党争功，在评定功劳大小方面，双方有分歧，有矛盾。
熊：好多地方是和平解放的，白区的地下党确实立了功。
何：问题是，和平解放的功劳究竟是地下党的还是红区党的？当然决定性的功劳是红区党的。如果红区党不在军事上取胜，不造成势不可当的声势，仅靠你白区党做政治工作，又怎么可能取得和平解放的胜利？历史上有个例子：韩信率大军伐齐，在战争即将开始时，汉高祖派郦生说服齐王投降。该记谁头功？为避免人们误以为是郦生功劳更大，韩信发动突然袭击，依然用武力攻占了齐国。
熊：您的意思是说，有些人觉得许良英他们想争功劳、名誉、地位，所以在反右派运动中把他们打成了“右派”？
何：对。我认为这是许良英等人被划为右派的真正原因之所在。在1957年，许良英倡议开个大会，“纪念于子三烈士逝世十周年”。于子三是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的主席，在学生运动中表现得十分英勇，于1947年被国民党迫害致死。现在许良英要为他的战友，开个纪念逝世十周年的纪念会。那么人们会问，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牺牲的烈士千千万万，为什么要在1957年单独纪念这位死难烈士于子三？！在那个时期，我们受的教育是学生运动必须与工农运动相结合，也即广大工农群众是革命的主体，而学生运动最多是起配合作用。我们不会想到要纪念哪个学生运动多少周年。如果要开纪念会，更需要的是纪念刘胡兰、董存瑞这种工农先烈。如果一定要纪念学生运动中的死难烈士，那首先是纪念抗战时期在一二·九运动中的死难烈士，因为比起解放战争时期的学生运动，一二·九运动影响要大得多！如果要纪念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学生运动，那也一定是首先纪念一二·一运动中死难的四烈士，纪念1947年的五·二〇运动——“反饥饿、反内战”，这些运动比“于子三事件”影响要大很多。1957年，正值五·二〇运动十周年，大家都没有觉得需要纪念一下，突然间许良英倡议纪念“于子三事件”十周年。人们马上就会想到，“一切对‘死人’的纪念，都是为了‘活人’”。活人是“谁”？当然就是时任浙江大学地下党总支书记的许良英同志。
熊：他是在小范围内说的这个话吧？
何：不能说是小范围，他一提出倡议，消息就传开了，否则我怎么会知道呢？按许良英的个性，他一旦提出倡议，就会付诸行动，不是说说就完了。这件事犯了大忌讳，因而也影响到他所领导下的浙江大学里的许多地下党员
。不少人对他很有看法。不过，科学院的领导对他有看法，还有另一个背景。1955年中央部署了肃反运动，许良英被肃了一下，怨气冲天。甄别之后，他坚决不肯继续在院部干下去，非要下研究所。虽然院领导同意了，但总还是有隔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