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岱年： 中国科学院内的老浙大人

受访人：范岱年研究员

访谈人：熊卫民

整理人：熊卫民

访谈时间：2013年2月27日

访谈地点：北京中科院黄庄小区范研究员家

范岱年研究员（2013年2月27日熊卫民摄于范研究员家）

作为地下党员，范岱年一度得到重用，后来又遭受厄运。在这篇访谈中，他介绍了调入中国科学院之后，他和其他一些老浙大的地下党员先参与“淘汰”一些地下党员，然后自己也遭到“淘汰”的经过，既有他亲历的丁瓒下台、胡适批判、许良英在“肃反运动”中遭停职反省、他和朋友被打成右派等事件，也有他对钱三强、陈康白、武衡、张明远等领导人的印象。访谈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是珍贵的院史资料。

范岱年，1926年生，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家。浙江上虞人。1948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随即考上该系研究生，并加入中共地下党。1949年5月，到杭州军管会工作。1952年9月调入北京，历任中国科学院《科学通报》编辑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副主任，中科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副社长、主编等职。主要研究科学哲学和美国科技史。译校过恩格斯、爱因斯坦、海森伯等人的哲学论著，译校了物理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方面的大量著作。著有《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科学、哲学、社会和历史》等。

大批老浙大人调入中国科学院

熊卫民（以下简称熊）：竺可桢领导的浙江大学知名度很高，在抗日战争年代，与西南联合大学相提并论，有“东方剑桥”之美誉。它培养了很多人才，其中有不少到了中国科学院工作。我想以“中国科学院内的老浙大人”为题，请您谈谈相关情况。我所说的老浙大，指的是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之前，主要由竺可桢所领导的浙江大学。而老浙大人，指的是老浙大的学生和教师。

范岱年（以下简称范）：浙大是个很大的学校，科学院包括很多研究所，也是一个很大的机构，从浙大到科学院各机构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渠道，其中很多人都跟我没什么来往。我只能就我所知，谈一些人和事。

熊：那是自然。我感兴趣的，也主要是您的亲历、亲见、亲闻。

范：科学院是1949年成立的，浙大老校长竺可桢是最早到科学院就任的副院长。他还兼任计划局局长。不久，国家实行院系调整，浙大从综合性大学改成工科大学，竺可桢就把浙大理学院的不少科学家拉进了科学院。譬如，王淦昌（原浙大物理系教授）去了近代物理所，贝时璋（原浙大生物系主任）去了实验生物所，王葆仁（原浙大化学系主任）去了有机化学所……他并没有拉帮结派的意思，但是，科学发展需要人才，肢解浙大正好造就了一个从浙大请人的机会。北大也有生物系、化学系、物理系，但科学院不能从那里拉人，浙大生物系、化学系、物理系被解散了，从浙大调人，阻力就小多了。

熊：沈善炯也是这个时候从浙大理学院调到实验生物所的，不过，他本科是从西南联大毕业的，1950年留学归来后才到浙大工作。

范：除前面说的这些人，还有一批科学家从浙大调到了科学院，譬如黄秉维，他后来当了地理所所长。你可在头两批学部委员和1980年当选的学部委员名单中查一查，里面应当还有一批从浙大毕业或从浙大调过来的。

除科学家外，科学院还从浙大调了一批地下党员过来。最早到院的老浙大地下党员大概是黄宗甄。他是科学时代社的社长，以前就在中央研究院工作，1949年时，他参与了科学院的筹备。科学院成立后，他很受重用。但1952年初的“三反”运动冲击了他——他大概有点公私不分，被说成是“贪污”后，他的党籍遭到取消。后来他去了科学出版社，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李寿楠到院也非常早。他以前在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工作，科学院成立后，他到了近代物理所。他在所里面，对科学院的影响不是很大。他也是科学时代社的。

熊：施雅风、薛禹谷等人是不是也很早就到了科学院？

范：他们都是浙大毕业的，也是党员，但他们是什么时候进的科学院，具体的情况我不清楚。我只记得解放初施雅风在南京。

1952年是个转折点。当时党的政策是这样的，1949—1952年主要进行“民主改革”，搞土改、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运动，主要力量放在地方，像我们这些原浙大的地下党员有许多在杭州参加军管会搞“民主改革”工作。1952年后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民主改革”运动告一段落，要搞建设了。所以中央就把大区撤销了，中南、华东、华北、西北等大区都被撤销，还决定调大区基层的干部，特别是理工科的党员归队。在这个潮流下，又有一批浙大人调到了科学院来，其中第一个是许良英。

许良英调来还有个特殊情况。当时科学院的机关报是《科学通报》。1951年时，《科学通报》出了几个政治问题。一个是转载外电报道，说印度一个地方地震，而那个地方实际是属于中国西藏的。把自己的领土当作是印度的领土，这当然是政治错误。还有一个是，毛泽东当时发表了《实践论》，那被认为是一件大事，应该转载、学习、讨论，可《科学通报》没什么反应。所以，中宣部就让龚育之写了一篇文章批评《科学通报》，说是脱离政治，脱离实际。

熊：是中宣部让龚育之写的？

范：龚育之那时候在清华大学念书，还没到中宣部工作。中宣部通过何祚庥让龚写一篇批评《科学通报》的文章，放在《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批评《科学通报》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错误倾向的文章发表后，科学院很紧张，郭沫若院长、竺可桢副院长、陶孟和副院长以及编译局杨钟健局长都非常紧张。他们打听到龚育之是老地下党员龚饮冰的儿子，还在清华念书呢。后来，竺可桢就跟杨钟健一道去找龚家找龚育之。龚育之有肾病，当时正在家里养病。他们想把龚育之调来负责《科学通报》，可在这之前中宣部就已定了要龚育之过去了。

熊：中宣部先定好了。

范：对。何祚庥、龚育之都是中宣部从清华大学要去的。紧接着竺老就想到了许良英。1952年1月就下了调令，可浙江省委不放，直到中央发文件要求“技术干部归队”，许良英才于1952年6月到科学院来。他一来就得到重用，除任《科学通报》编辑室主任外，还担任科学院团委书记等职。鉴于科学院急需人才，许还开了个名单，把朱兆祥、周志成、任知恕、吴洵高、我，以及他的爱人王来棣调了过来——我们这些人都是原浙大地下党的。那个时候，“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