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名之下

大清邮传部部长盛宣怀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异数，他的官运亨通、商战经历、财富传奇，无疑属于那种令人艳羡、嫉妒到咬牙切齿的成功人士。无论对内对外，他都是个强势的人，他强力推进铁路国有政策……

久未登台的盛宣怀，渴望的就是一亮相便能赢得满堂喝彩。

这本就是他的舞台。自1896年执掌铁路总公司，到1908年，在这12年的时间里，他都一直是中国铁路这个舞台上的名角。但在内部的权力倾轧中，他被赶到了上海，以邮传部副部长（侍郎）的身份谈判对外商约。直到1910年的8月份，他才回到北京，却依然是个副部长；更尴尬的是，部长（尚书）居然是他以前的下属唐绍仪。于是，两人都只好称病。唐绍仪勉强干了几个月，终于离职。而盛宣怀得以在1911年的1月份坐上了邮传部部长这个早就该属于他的位子。

与他有同样郁闷经历的还有端方。早就是封疆大吏的端方，1909年在直隶总督任上被人砸了黑砖倒台，而理由十分可笑——其在慈禧太后葬礼上沿途派人照相，构成“大不敬”。端方憋到了1911年才重新出山，督办川汉、粤汉铁路。

这两个自视甚高又久被压抑的人，同时分管铁路，两柄宝剑的寒光毕露，雷霆手段频出，令向来软弱的大清朝廷在铁路国有问题上突然雄起，寸步不让。

打趴胡雪岩

盛宣怀绝对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异数，属于那种令人艳羡、嫉妒到咬牙切齿的成功人士。

首先，盛宣怀的官运实在亨通。如同那个年代很多成功人士一样，他也在科举场上十分失意，但自从他担任李鸿章的机要秘书之后，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勇于任事，他开始在大清国的官僚体系中青云直上，最后终于成为部长级高官，而且执掌的是权势最大、油水最多的中央机关——邮传部。邮传部掌管着邮政、电信、铁路、航运等新兴垄断产业，是大清国各派政治力量PK的主战场。从1906年成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该部在六年间居然十三次更换部长，竞争十分激烈，被当时的媒体戏称为“运动部”。

比部长级别更令人羡慕的是，盛宣怀从踏进机关大门的第一步开始，一直都是脚踩官场与商场两只船；而且与胡雪岩那种挖空心思挤入官场内寻找靠山的买卖人不同，盛宣怀下海，都是由组织任命、带着红头文件和财政资金的。当然，盛宣怀也充分展露出了其出色的商业才干，在官方资源的强大支持下，无论“外战”还是“内战”，几乎无往而不胜。

大清邮传部部长盛宣怀，“总揽轮船、银行、铁政、炼冶、煤矿、纺织诸大政”，是所谓“一只手捞十八颗夜明珠”的猛人。

“外战”方面，他的经典案例就是成功收购美资旗昌轮船公司。在一系列两败俱伤的价格战幕后，大清国充分发挥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强大优势，不仅授予轮船招商局垄断经营权，而且还提供财政贷款。而又正值美国资本方计划实行战略转移，从中国撤资改投美国新兴的铁路大建设，旗昌轮船上终于升起了黄龙旗，降下了星条旗。在轮船招商局将旗昌公司纳入怀中的同时，主导收购事宜的盛宣怀也乘机将轮船招商局纳入自己怀中——以徐润为首的招商局原各级官员，或因腐败问题，或因能力问题，受到了整肃。

“内战”方面，盛宣怀最富传奇性的案例就是将财神胡雪岩彻底打趴下。严格地说，盛、胡之间的斗争，并非单纯的商战，而是两人背后的李鸿章、左宗棠的权力斗争及路线斗争。胡雪岩尽管戴着红顶子，但毕竟没真正在机关内混过，根本不是盛宣怀的对手。当胡雪岩高举着民族主义的旗号，依托其阜康钱庄里的储户资金，与外商进行生丝大战以图获得暴利时，盛宣怀则瞅准时机，轻巧地打断了胡雪岩的脊梁骨——资金链。胡雪岩曾经出面为左宗棠借了不少洋债，这些债务的管理也是阜康钱庄的重要业务和利润点。清政府将这些债务分解落实到相应的省份，统一汇总到上海后，由上海道台交给胡雪岩；而外资银行则直接从胡的钱庄按时收取本息。上海官场恰恰掌握在李鸿章和盛宣怀手中。在胡雪岩的“生丝大战”到了最关键的时候，盛宣怀密令上海道台暂缓向胡雪岩支付官方还款，胡雪岩的资金链立即绷紧。同时，盛宣怀再向外放风阜康钱庄银根不稳，引发了挤兑风潮，胡雪岩的资金链终于崩断，导致身败名裂。

财富防火墙

令同时代人艳羡的是，盛宣怀不仅是商战上的常胜将军，而且其聚敛起来的大笔财富居然顺利地移交给了子孙们。在遭遇了大清与民国的两轮清算后，盛宣怀依然给子孙们留下了价值高达2000万两白银的遗产。而他的同时代人，如徐润、郑观应、刘学洵、刘鹗，其财富基本是昙花一现、及身而陨，而张謇等人虽然在实业界名声巨大，其实是个“空心老倌”，并没有多少真金实银。

盛宣怀聚敛财富的路径，与这些人并没有大的差别。同样都是国有资产的打工者和看护者，他们的财富显然不是来自于薪水，而是另有渠道。一是股份，这些企业虽然大多是由国有资金支撑着，但打的却是“官督商办”的旗号，财政投入并不作为股本金，而是作为政府的无息或低息贷款，管理者可以“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充分利用官商两道的信息不对称，两头忽悠，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得以占据不少股份。二是经营中大建“老鼠仓”及进行关联交易，但凡企业的要害部门均安置上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然后建立很多外围公司，承接本公司的业务——大河的肥水自然就流到了自家的小河里。

晚清政府的对外债券。1911年5月20日，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正式签订《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借款1000万英镑（先付600万英镑），以两湖厘金盐税作担保。

在那个年代，贪腐已是常态，官员们倘能在贪腐之外还做点实事，就已经算相当具有先进性了。盛宣怀自己在写给醇亲王的信中就说：“盖今日之天下，做官人收名利而人尽趋之，办事人受谗谤而人尽戒之。”

盛宣怀的高明之处，或者说幸运之处，在于他持有大量股票的这些企业及时地进行了改制，从而多少摆脱了政治力量的牵制。1908年，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组成完全商办的股份有限公司。1909年，轮船招商局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股东大会，共有732名（代表31164张股票）股东参加，选举产生了招商局首届董事会。在董事会的9名当选者中，盛宣怀以4769张得票高居榜首，当选为董事会主席。这些表明，随着股份制的推行，在这些企业中，股东开始取代政府，“商办”取代“官督”，而成为企业管理中的主导力量。同样，到了民国二年（1913年），汉冶萍公司召开特别股东大会，盛宣怀被推举为总理，随后又被推为董事长。好歹能得到法制保护的企业股权，以及大量投资于租界内的动产或不动产，为盛宣怀的财富建立了一道防火墙，抵挡来自官场的不可测的风波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