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名之下（第2/4页）

与同时代大多数富豪不同的是，盛宣怀首先并且一直都是体制内的人。与其说他为了经济上的利益而去谋求政治上的保护，不如说是他在政治上的敏锐与老练造就了在经济上的成就与地位。

早在戊戌年间，作为一名改革的实际操作者，与李鸿章、张之洞等更有影响力的改革实践者一样，盛宣怀明智地与康梁等口水改革家们保持了相当的距离。他认为，康有为等“将尽举吾国之政教、法制而变易之，然不揣其本，不清其源，变法太锐，求治太急，朝局水火，萧墙干戈，忧未艾也”。盛宣怀是位实干者和践行者，通观《宣统朝政纪》，盛宣怀的姓名出现70多处，几乎都是奉旨接办某项艰难的任务，比如对外谈判、对内赈灾。

但这次，盛宣怀并不知道，前方居然是一个极大的厄运在等待着自己。

众矢之的

铁路国有就是盛宣怀唱响的第一个高八度，赢得了那些为路所困、切盼中央政府出手“救市”的省份一片喝彩。

陕西巡抚恩寿请求将西潼铁路收回官办。

山东巡抚孙宝琦请求将烟潍路收归官办。

江西籍在京官员集会，一致赞同江西官商各界提出的将九南铁路收回国有。

福建漳厦路公司打报告给邮传部，请求赶紧派人“接管经理，并召集股东开会，布告暂行由部接收”。

云贵总督李经羲致电盛宣怀：“桂蜀国有，从速宣布为宜。”他很实诚地认为“滇、黔、桂以无力，望国有”，不似湘、粤、蜀那样“为私利抗国有”……

但是掌声未息，本该对国有政策报以最大掌声的广东、湖南、湖北、四川四省却是嘘声一片。掌握了话语权的商办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将铁路国有看作是对既得利益的极大侵犯，一时间帽子满天飞、棍子遍地打，盛宣怀和邮传部成了众矢之的。

国有政策宣布后数日（5月12日），粤汉铁路湖南公司在长沙贾公祠召开大会，到者数百人；次日，又在教育总会开会，到者数千人；再后一天，继续在教育总会开会，到者就达到数万人。商议的主题则是，如何以抗拒为手段实现利益最大化。

会场气氛是激动的，甚至有点感人。有一名叫贾武的人慷慨陈词后，居然切下了自己的一根手指，“自言誓不与盛宣怀共戴天”。据说，一时间“满座痛哭，声震屋瓦”。在之后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中，我们能不断发现这种动辄千人万人的集体哭场景象。那些在铁路建设方面成绩平平的高管们却在动员民意、操纵集体无意识方面显露出了出色的才华。

最后，湖南方面决议，“万众一心，恪遵先朝谕旨，及宣统二年上谕，完全商办，实力推行”，“租股、房股、薪股，照旧收集”。除了上访请愿外，他们还决定：对于那些“反对湘路之完全商办、妨碍湘路建筑”的人，“湘人认为公敌，以强硬手段对付之”。这是近代史上首次公开地因经济问题而诉诸“强硬手段”的人身威胁。他们还表态说，“外国人如来湘强事（铁路）修筑，湘人必集合全体共谋抵制，无论酿成如何外交巨案，在所不顾；若部派督办来湘，湘人亦以此法对付之”，“我辈定以死力争之，闭市、停课、抗租，均确定为最后之办法”。

没有人能真正说清楚这种对抗的目的，究竟是为了国家、民族、地方、股民，还是这些已经形成既得利益集团、“靠路吃路”的高管们。

信息不对称下的群众动员，效果很好。5月16日，长沙、株洲一带铁路工人一万余人“一概停工”，进入长沙示威游行，“沿途声称，如抚台不允上奏挽回，商须罢市，学须罢课，一般人民须抗租税”。传单上则出现了更多的敏感词：“我们办我们的路，他借他洋人的钱。万一我们修路的时节，有谁来用强迫手段压制我们，那时我们做百姓的人，横直是一条死路，大家把这条性命，与他拼一场，在学堂的人，大家散学，做生意的，大家闹市，湖南全省的粮饷，大家是不肯交的，看他把我们湖南的百姓怎么办呢？”言辞间充满了情绪的对抗。

清末城市街头的拉洋片。拉洋片又称“西洋景”，其实无论和“西洋”还是“东洋”都毫无干系。在中国，冒名的东西多了。

湖北的情况也类似。《申报》在5月15日报道说：“湖北商办铁路公司、铁路协会、谘议局各大团体，以商办铁路收归国有上谕近于政府夺民权利，将来输入外债授权他人，殊可惊惧。遂于昨日刊发传单，奔走相告。拟即日开会举代表赴摄政王府第，泣求收回成命，仍准商办。”

这对革命党来说，也是绝好的机会。在革命党的暗中鼓动下，湖北多次举行千人集会，革命党人陶勋成亲自上阵，痛斥政府媚外辱国，也在公开大会上断指明志，而留日学生江元吉则割肉血书“流血争路，路亡流血；路存国存，存路救国”16个字。

革命党人詹大悲主编的《大江报》年初才创刊，此时发表了一篇题为《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的文章，呼唤“国危如是，男儿死耳，好自为之”。何海鸣则发表了《亡中国者和平也》一文，鼓吹反政府暴动。湖广总督瑞澂立即下令，查封《大江报》报馆，逮捕何海鸣、詹大悲。

里程最短、筹资最顺利、铁路完工最多的广东省，本来受铁路国有政策的冲击很小，但他们也站出来对抗中央政府，以便为自己赢得更好的谈判砝码。广东铁路公司的绅商们“大动公愤，纷筹对待之法，已决定一面奏劾盛宣怀，一面质问总协理大臣”（《申报》）。在6月10日的广东粤汉铁路公司股东大会上，股东表示要“万众一心保持商办之局”，“路亡国亡，政府虽欲卖国，我粤人断不能卖国”，对政府的“破坏”全力反抗，甚至也喊出了“有劫夺商路者，格杀勿论”的杀气腾腾的口号。

后来闹得天翻地覆的四川铁路公司，此时相当安静，原因则也是“利益”二字：四川的绅商们都在等待着政府出手，将他们从极度亏损的经营泥潭中解救出去……

“卖国贼”的合同

光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对抗中央政府，这显然令各省商办铁路公司有点“害羞”。

不久，一个极好的“抓手”出现了：国有诏书发布后11天，中央政府与美英法德四国银行签订了借款合同，引进1000万英镑的巨额外资，投入铁路建设。各省欣喜若狂：这下子可以上升到“爱国”还是“卖国”的高度来和中央政府讨价还价了！

这笔外资的引进是张之洞生前未能完成的任务。张之洞从比利时人和美国人手中收回粤汉铁路并改为商办后，“爱国荷尔蒙”没多久就被各省商办铁路公司纵欲般的腐败与低效消蚀殆尽，“翻然悔悟，不护前非，仍拟借款筑造，乃向英德法三国银行订定借款草合同”。1909年6月6日，张之洞与英德法三国银行签订了550万英镑的贷款协议，年利率5厘，专用于建造湖广境内粤汉与川汉铁路。但此协议在中央政府最后批准前发生变故，“美国援案插入，暂缓陈奏”，而“张之洞旋即病故，此事遂一搁至今”。时人感慨，自从粤汉铁路从洋人手里废约收回以来，“已阅七载，倘若无此翻覆，粤汉早已告成，亦如京汉，已届十年还本之期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