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雨欲来（第3/3页）

中央政府讨论回购方式的“歌电”，是要开诚布公地征求四川各界的意见。吊诡的是，王人文接到“歌电”后，却并不公开。此时，他因未能被正式任命四川总督，起了二心，试图挟靠民意进行某种运作。对于隐匿“歌电”一事，他的公开解释是担心此电文会激怒民意，他建议将“现存未用之款七百余万两，留用四川兴办实业，增加生产”。

端方对王人文不公示“歌电”十分不满，于6月7日直接致电川汉铁路宜昌总经理李稷勋，令其向成都总公司索阅“歌电”。“歌电”因此在6月10日才公之于世，错过了宝贵的9天沟通时间。

此时，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央政府与四国银行团签订借款合同，其具体条款刚刚传到成都，川路高层利用此机会，将保路上升到民族利益的高度，结果弄假成真、骑虎难下。

在与四国银行代表团借款谈判中，中方代表唐绍仪与美国代表团团长司戴德合影（摄于1909年）。

作为内部征求意见之用的“歌电”被当作了卖国的证据，邓孝可在《蜀报》第12期上发表文章，题目就是扎眼的《卖国邮传部！卖国盛宣怀！》，文章高呼：“四川非无人性，非属野蛮之血性男子，今可以起矣！”甚至提出：“内抗政府，外联华侨。债票不售，合同自废。即我四省人民，我全国人民一线之机也。我四省父老、子弟、兄弟、伯长、甥舅，盛宣怀已尽置吾等于死地，吾死中求生，惟奋！奋！奋！”这篇充满着悲情的大作，满纸是政治谩骂和诋毁，并毫无根据地指责政府要鲸吞700万两现金，“夺路劫款”，其逻辑是：财经无钱——必须引进外资——全民还债——四川人口多，分摊份额就大。

办事过于干脆的盛宣怀，于6月9日宣布了一个命令：上海、武昌、长沙、宜昌、成都等地电报局，对“煽惑违抗”铁路国有政策的电报不得收发，“如有擅行收发者，查出即将委员领班分别撤惩”。

这大大刺激了川路公司。川路公司干脆宣布不接待政府所派的查账员，一切必须等待股东大会之后再说。王人文对电报禁令也大不以为然，认为禁发电报“虽为预防煽乱，而群情异常惶惑”。他提出，对于涉及铁路的电报，只需要“将发电人姓名、住址、根据”等“严行查问注册”，“设有煽乱情事，自有国法以绳其后”，这样才能“弭隐患而安人心”。

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调查摸底和多方博弈，中央政府放弃一刀切的平均接收的方式，而决定根据各省情况因地制宜。这当然导致操作难度大增，原则上“以商股与公捐不同，实用与虚糜又不同，故不得不稍示区别，或还现款，或给保利股票，或给无利股票，分作三项办法，而终不使其资本亏折丝毫”。也就是说，回购股份将采用三种补偿方式：一、现金；二、保利股票，即国家铁路的股票，分红之外每年都另有旱涝保收的利息；三、无利股票，即只能分红、没有固定利息回报的国家铁路的股票。

中央政府在6月17日宣布了铁路国有补偿的方案细节：

专门用于回购商办铁路的国家铁路股票，固定利率为年息6厘，即6%，该铁路获利后，再按股分红。5年后，股东可决定是否抽回股本，股本分15年期抽回。

对于粤汉铁路广东公司（粤路），全系商股，因路工停顿，糜费太甚，市值已经从每股1元跌到0.2元，但国有消息传出后，有人入市收购，股价已经回升到了每股0.4元左右。“现每股从优发给六成”，换给国家铁路保利股票。而已经亏耗的四成，也发给国家铁路股票，但没有固定利息，“路成获利之日，准在本路余利项下分十年摊给”。

粤汉铁路湖南公司（湘路），其商股部分约100万两，全额以现金退还。其来自米捐、租股等的资本金，换发国家保利股本。

湖北铁路公司（鄂路）涉及粤汉、川汉两条铁路，其处置方式与湖南相同，即商股部分全额以现金退还；其来自米捐、租股等的资本金，换发国家保利股票。

至于四川铁路公司（川路）则并没有强制性地收取其700万存款。已经动工的宜昌-万县段用去400多万两，“除倒账外”的实用工料之款，换发国家保利股票。宜昌开办经费33万，及成、渝各局已经开支的办公用费，发给国家无利股票。公司账上未投入施工之用的700多万两存款，如愿入股，可更换国家保利股票，5年后分15年还本，“亦准随时抵押，并可分得余利”。

几方对比，闹得最凶的湖南，其获得的条件较为优厚。尽管湖南还是有意见，认为“以粤省糜费甚巨，而湘公司则十分核实；川省倒账，巨款无告，而湘公司则分文不少；鄂省毫无基础，而湘公司则实有已成之路。今相提并论，是以不服”，但湖南的事态立即平静了下来，湖南巡抚杨文鼎报告中央政府：“湘省对于干路国有，初甚激烈，近经劝诫，已渐平静。”广东、湖北则基本无甚异议。

应该说，中央政府的这个方案充分考虑了川路公司的利益，虽然没有认可其炒股亏损的300多万两，但也没有接收其多达700万的存款。然而，此时大清国的神经系统基本失灵，中枢释放出的善意再度被扭曲表达，一场妖魔化中央政府的暴风雨正在成都上空汇集……

上图：日本人所绘《马关条约》春帆楼谈判场景。

下图：甲午战争结束后，日本靖国神社大祭场景。

自明治维新后，日本就把中国作为假想敌。中日甲午战争以中方完败告终，战后签定的《马关条约》创下了国家赔款的历史记录。也是在甲午战争惨败的震撼和刺激下，大清国痛定思痛，总结出了很多经验教训，其中就包括要大力加强铁路的建设，作为“力行实政”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