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墨登场

与丈夫朱山相似，朱李的演说才华也十分出众。照例是那些已经熟悉了的套路，痛心疾首地描绘出一幅丧失铁路、丧失主权、国家被外敌侵占的悲惨前景，当然加入了许多女性特有的煽情方式。

成都的夏天多雨。

1911年6月28日这天，“阴雨，天风荡檐”。位于城中心的新玉纱街17号，珠环翠绕、莺莺燕燕的，居然是女子们的大派对。

无论小脚还是天足，无论步行还是乘轿，女子们到了这里，“多以手拂盖头，步行踏水，裙带尽沾湿。有左手扶娘右牵妹者，有蓬蓬白发半折臂之媪，扶杖入场者”。

大门外显眼地立着一位年约六旬的独目老画师，等待着女眷们的到来。一会儿小女儿赶到，随后其夫人赶到，只听他着急地呵斥老仆，赶紧回家把大女儿也叫来，特别嘱咐说：不必等轿子了，就步行过来。

这一天是成都妇女界乃至全中国妇女界的大日子，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成立了。

不爱红妆爱武装？

下午4点，会议正式开始。

主持会议的是一位20岁上下的少妇，名字叫李哲华，又叫李毓，其夫君就是四川谘议局机关报《蜀报》主笔、年方24岁的“蜀中报界之巨擘”朱山，正是在同志会成立大会上不小心伤了手却被宣扬成破指流血表决心的那位。当时的媒体上多把李哲华称为“朱李”。

朱李并非四川人，但其父辈在四川为官，她也出生并成长于成都。有其夫必有其妇，保路同志会刚成立时，她就率先捐款，并在《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上呼吁：“群愿誓死进行，从诸先生之后。唯是绵材薄力，恐贻龙头蛇尾之羞。检呈平时手制美术共得若干品，请悬之局门售，为女同志会经费。”

不久她又给四川保路同志会写公开信，表决心：自己生于四川长于四川并嫁于四川，“设使川路不保，川省随亡，则生不能入朱山之室，死不能葬泸水之滨，而未来之子女已先负有四十年之外债。是天下之苦命女，孰有嫁于川人若者？……请自今日始，与公等约：朱李愿与女同志十人，各典钗环，酿集千金。有能诛卖国贼者，以此壮其行色”。

川汉铁路的问题在朱李嘴里被彻底简化了：“前为商办，今归国有，盛宣怀夺我路去，我们须争得路回，筹款修路。大家有钱，不用他人代借洋款，合同只算死人张之洞与外国开钱业之商人未成之草约。张之洞非全权大臣，德华洋行等既名资本家，决非外国政府之财政。我们一不负洋款，二不弃路权，三不认草合同为有效。请注意认定此三桩要题，女同志会所以成立。”

讲到这里，“会众均竦然色怒”；随后朱李宣布女同志会成立，台下众人高呼：“努力！努力！”这样整齐的口号显然需要事先布置的骨干们带动，不是各界女同志们能自发喊出的。

然后是宣布公约、选举干事等各项具体议程。其实，这个女子保路会早在6月21日就已经筹备妥当，但因为要联络各地会员而耽误了几天。

会议推举朱李为代表，“赴京吁恳”，提出往湘鄂粤联合女同志，朱李“答以蹈汤赴火，义不容辞”，又很煽情地说：“恐不生还，望同志为我买丝，绣一朱李之肖像为纪念。”这么一来，与会者再也撑不住了，无不“座中相对，呜呜而泣”。同志会的笔杆子们记录道，其“茹苦含辛、怀仇挟恨”的气概丝毫不逊于“男同志会”，“而爱国心……纯出天良，发为沉雄鸷勇，有不可以语言气象观察其深者”。

在推举代表过程中，人群中忽然站出一位年仅13岁的女孩，叫李问渠，此前捐了100两，但被大人们退回。此时，她“以手击额，声响砰然，大呼某愿去死”。众人当然不能选她当代表，劝了良久，到会议结束时仍不愿离去。

会后，各种各样的女子保路同志会在四川到处开花，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建立规模如此巨大、渗透力如此之强的妇女组织。成都主会场的哭场效果，在各地无一例外地被复制：出席重庆女界保路同志协会成立的，有五六百名女子，“惧宗社之将绝，决意誓死力争，共表同情”，哭声震天；在观音阁成立成都外东区女子保路同志会时，“女界同志来者甚形踊跃，有听而呕血者，有愿赴京叩阍者，有年逾七旬之老姥痛哭失声者，有瞽媪顿足求人急欲报名者，有愿捐银百两者”。

女子保路同志会为一场经济利益的争斗战蒙上了爱国主义、女权主义的光芒，被宣传拔高到了妇女解放的高度，报纸文章说：“我国痼习，谓女子无才便是德，凡百事务，抹杀女子，中国女子也将自己定位为生男育女、经记中馈而已，不复措意于学问世故。因是沉沦闺阃，任国破家亡而无可如何。”在这危急存亡之计，女性岂能漠然置之，“外人骂吾国女子为玩物，此辱不可不借此一洗。凡我女界，速醒速醒！大发热念，共救颠危，无俟国破家亡，悔之已晚”！

羞死无志气男儿

在全力开动的宣传机器面前，女子同志会的一切都被神化，甚至过度神化，显示出很多光怪陆离的景象。

四川万县江边洗衣女（摄于1910年）。女子保路同志会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规模巨大的妇女组织。

根据报道，同志会得到的最大一笔捐款来自川剧演员杨素兰。还在女子同志会筹备期间，这位当地小明星就亲具“志愿书”，“痛民力之困，特将自置田产四十亩捐入该会以资提倡”。同志会内部开会研究后，决定退还杨素兰的捐款，待“日后铁路争定仍归商办时”，再“由杨君自行变价，入铁路股”。显然，这是一次相当成功的策划，杨素兰分文未花，她的知名度和四十亩土地这种扎眼的新闻要素则为同志会吸引了眼球，做了一回大大的广告。至于一个戏子，为了一个与她实在有些遥远的政治“演出”，是否真能捐出如此大的一笔不动产，这就不重要了。

同志会办报目的只是宣传动员，并非传播新闻，更非探寻真相。于是更多的“非典型性”新闻，不断地出现在同志会的刊物中——

自贡自流镇有两位“性工作者”（娼妓），一名李春林，一名毛黄氏，也要为保路会捐款，一位捐龙洋600元，另一位捐200元。据说同志会起初还不肯接收，“二妓哀求不已，始允暂存，留作将来购股之用”。简报的编辑总结拔高道：“亦青楼中之热心爱国，不可多得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