痞子运动

社会失序、失范后，群众运动变质，痞子运动盛行，社会也就成了丛林，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弱肉强食、机诈者胜。在暗夜的阴影下，不安的气氛在蔓延……

1911年8月5日，成都城里到处都充满了兴奋、期待、紧张与不安。昨天下了一天的暴雨，令成都暑气顿消，凉爽怡人。大雨也带来了麻烦，设在川汉铁路公司内的特别股东大会会场“积水盈寸”，股东大会的开幕式只好延期一天。

一鼓作气

四川地方政府对这次股东会予以了高度重视。四川总督赵尔丰亲自带队，省各部门负责人、首府成都府、两个首县成都县与华阳县的领导也列席了会议。

可能因为领导们的莅临，这个会议比起三天前四川保路同志会欢迎各州县股东代表的会议，花架子的仪式感似乎还少了些。三天前的那次欢迎大会，不断地演奏军乐：会议开始，奏乐；主持人致欢迎词后，奏乐；同志会会员与股东各站一边，先是同志会会员向股东行鞠躬礼，股东们还礼，奏乐；各种报告之后，股东们向同志会鞠躬，同志会还礼，奏乐……尽管烦琐花哨，却令来自州县的股东代表们大大领略了同志会的手段和能量，等于是为今天的股东大会做了精神上的动员。

股东大会宣布开幕，主持人通报，到会股东364人，股东代表237人，共601人。随后介绍到会的省领导，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第一项议程，就是请省领导赵尔丰训话。赵尔丰的讲话十分低调、诚恳。他表示自己“频年边疆戎马，与诸君别久矣”，现奉命回到成都，下车伊始，正好赶上铁路公司股东大会，“良深欣慰”。赵尔丰说，川路公司之事闹得沸沸扬扬，自己在边疆时就已经听说不少，但信息都相互矛盾，现在刚刚到任，还谈不上“训词”，只是想提醒大家：“兹事关系重大，必须慎始图终，在诸君具爱国之热忱，事必期于有济，惟当维护秩序，恪守范围，无事浮夸之议论，力求适当之解决。”这等于说，在维持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的前提下，他作为四川总督，并不介意保路运动，只要在自己的权力范围之内，将“相见以诚，折衷至善”。同时，他也希望川路股东们“毋舍事实以求结果”，把股东大会开成一个务实的、解决问题的大会。

领导简短的讲话后，便是股东演说。前面两位无非控告盛宣怀如何卖国而已，老调重弹，大家听得生腻。而第三位登台的股东代表将矛头直接指向在座的赵尔丰，令会场气氛登时兴奋而紧张起来——

“适才赵大帅说，大致谓朝廷因川人筹款困难，故借外债来修路；今日川人只要筹款来修川路，便能保路，不必说破约。赵大帅的话我们股东是很明白感激的。但是大帅所说，我们股东究有不解之处。”

“如说川人筹款来修川路，便能保路，不必说破约。试问所谓川路的界限若何？川人所修的路本自宜昌起手，即谕旨收路为国有亦只言哪境。何以盛宣怀定约将我们夔府数百里的路凭空攘去，抵补于四国？所谓川人筹款来修川路，如只修成夔的路，则我们四川的路算得是完全的川路吗？如仍照川人从前所修的路来修，则当兼修宜夔。宜夔已被盛宣怀卖与四国，既要保路，安得不说破约！”

“又谓因民间筹款困难，故借外债来修路。此回因收路国有而借外债，因借外债而有用人用钱查账悉归外人之约。在朝廷一面不可谓无深意苦心，但其停止租股而借外债以为是深恤民艰似矣。然试问：朝廷于租税之外取于百姓的如新常捐输、肉厘、酒捐、油捐、糖捐种种，皆有加无已，何不一恤民艰？独于租股一项要恤民艰？明明夺我们百姓的权利，反以为恤我们百姓的艰难，有此谓吗？”

“至将修路的用人、用钱、查账之权悉交外人，此策我从前曾闻某巨公（指端方）说过：今日修路定要借外债，且中国官绅对于公款多半侵蚀虚糜，既借外债，便要把用人、用钱、查账之权悉交外人，方免侵蚀虚糜诸蔽。不料今日竟实行其言！我们中国官绅之坏，诚多侵蚀虚糜。试问朝廷操用人大权，何不选贤者？”

“今乃不信中国人而信外国人，譬如有肉于此，因防鼠子窃食而使老虎守之，此肉有能存在的理莫有……以这样失败的约都叫我们不说！假使明年我们股东为朝鲜的人，如朝鲜与日本结的约，我们大家也可以贪生忍辱地不说吗？”

“我们川人是较贫穷，但为修铁路，我们再难也要出钱。只要朝廷以至诚之心待百姓，一般官吏不剥克人民，我们的公司总理举得其人，信用能立，则莫说七千万修路之款，即使再筹七千万，亦莫有筹不起的。”

“倒款的总理为奏派，安得归过于我们川人？如使公司总理为我们股东所公推，倒款我们任咎。且倒款之害比较盛宣怀所定的约丧失国权之害，孰为重大？倒款之罪便以归诸川人，丧失国权又是谁人的罪？”

史料没有记载赵尔丰在场的反应，但股东代表将矛头对准的还是“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对于赵尔丰来说未必就是刺耳的。实际上，之后赵尔丰对保路运动一直给予很大的宽容。

股东会开幕之前，保路运动其实已经疲软，8月2日的《西顾报》就指责同志会说：“同志会成立之初，诸君子奔走狂呼，夜以继日，其热潮不可谓不烈也……乃曾几何时，而景象全非：前之志在进取，今忽变而为严防暴动；前之力主公开，今忽转而为谨守秘密；前之逐日开会，今又变而为月余始举。观此情形，日缩一日，真有曹刿论战，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之。”股东会令原本已经疲软的保路运动再次坚挺起来。第二天的《西顾报》详尽报道开幕情况，印刷了创纪录的15000份，依然供不应求。

针锋相对

川路公司的高层虽然在企业管理和修建铁路等“立”的方面极不在行，但在动员民众、挑战政府等“破”的方面却展现了卓越的才华。为了开好股东会，其筹备工作做得相当细，不仅精细筹备会议议程及材料，甚至连代表住宿这种细务都考虑周详，指定铁道学堂为“股东招待所”，“如客满时，可推广悦来旅馆暨青石桥客栈”。

两年后，民国国会议员蒲殿俊、罗纶同赴北京开会前，在重庆合影（摄于1913年3月）。

专门的筹备机构“股东准备会”在7月30日即已成立，成为实际上的常委会。几个人拍脑袋定下来的东西，在周密的会场操控下，很容易就成为上千人的全体决议，并进而扩展为数千万人的集体行动，影响到数亿人的生活，而且还能打着民主与宪政的旗号。股东准备会为股东大会确定了四条基本议程：一是“遵先朝谕旨，保全商办”；二是“请停常新捐输，以备宽筹款项”，川路公司虽然私下抱怨政府停止租股，但公开场合不会公然反对减轻农民负担；三是“创办一文捐”，也就是每人每日捐一文，仍然是变相的摊派；四是“设立清算机关案”，也就是查账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