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罢市

已经去世两年多的光绪皇帝，活着时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在一夜之间会成为成都罢市的总指挥。保路派们动员了近百小学生，抱着光绪皇帝灵牌，一路游行到总督府请愿，哭声震天。

1911年8月25日，成都城内三万多民户，家家大门上都贴了一张黄纸，上写“光绪德宗景皇帝之神位”十个大字，取代了原先秦琼和尉迟恭的门神位置。在神位两旁，则是“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两列小字，都是从上谕中摘出来的光绪语录。

成都主要街道上，人们兴奋地扎着“圣位台”，用黄纸、竹片和浆糊为光绪皇帝搭灵台。大小官员和行人，经过任何一个“圣位台”都必须下马下轿，鞠躬行礼后才能前进。成都一下子成了一个“步行城”，令平时从无机会骑马乘轿的底层百姓们大为欣喜。

之前一天的晚上，全城就响彻了军队跑步前进的整齐步伐声、口令声和枪刺枪托的撞击声。来自陆军六十七标（团）、六十八标（团）及巡防第一营、第四营的军警，荷枪实弹，上了刺刀，布满了成都主要街道及政府机构、外国领事馆、教堂等重要场所。本地媒体感慨，这是成都200多年来首次经历这种紧张局面！

罢市前夜

一切都从前天（8月23日）开始。

川路公司宜昌分公司向总公司转来了铁路督办大臣端方的电文，中央政府明确宣布，根据川路公司章程，重大变更必须由政府决定。先前因李稷勋“擅自”与政府合作而宣布罢免其职务的股东会决议被政府否决，李稷勋留任宜昌分公司总经理。

次日本是初一，股东会休会，但是保路派们要求立即召开紧急大会。上午10点，数百名与会的股东代表们都被召集到了川路公司的会堂。股东会会长颜楷向大家通报了政府的态度。吊诡的是，这么重要的情况，他居然并未宣读政府的电文原稿，而是“约忆重要数端”：

一、修路仍支川款。

二、反对国有的是“少年喜事之人，并非公正绅董”。

三、要求川督用严厉手段对付非法聚会。

显然，这样从政府电文中断章取义的传达是十分片面的，尤其是第一条，宜昌路段“不停工”、“在交接前继续动用川款”及“交接时通盘核算”，这是一个完整的方案，动用川款只是在交接前维持运转的正常手段，与“夺款”毫不相关。但是，股东会高层却故意传递了一个不完整的信息，补偿被有意无意地屏蔽了，最终被全体股东误读成政府不仅“夺路”，而且“劫款”，甚至还把所有反对者污为滋事少年。

这种完全失真的信息传递当场就引爆了群众的情绪。“会场一片哭声、喊声、骂声、捶胸顿足声、演说声、纠察整饬秩序声……时有拍案大哭，致推翻几案者数起。有茶碗破裂声、几案倒声，满场热焰欲烧。”在这种情绪下，有人高喊罢市、抗税。股东们普遍认为，两任总督王人文、赵尔丰等都先后为川路公司代奏，而中央政府依然不听，只相信远在北京的盛宣怀及武昌的端方、瑞澂，已经无法再依靠政府，必须靠自己的行动了。

午休之后，会议在下午2点继续进行，依然是人山人海，把会场挤得满满当当，“哭喊叫号声亦如午前”。多数人“欲上督院匍匐陈明我等罢市、罢课、罢捐之举动”。此时，攻击的矛头依然是“荧惑朝廷”的“盛奴”，而非“我等爱戴之赵制军（总督）”。罗纶、邓孝可等人担心人多反而误事，便提出只派代表去。

此时，股东会上的风声早已传出，街面恐慌，已经有店铺开始关闭。与会者催促主持人赶紧散会，众人还没散尽，街道上的店铺已经关闭了一大半了。当天，米的价格就飙升到了1500文一斗。

被推作代表的罗纶、邓孝可等到达总督府门前，正好碰上谈话出来的会长颜楷等，几人便又一同面见赵尔丰。赵尔丰对罢市的举动很不满意，认为为了抗议邮传部而在四川罢市，是风马牛不相及，而如果为了抗议川督而罢市，他自问没有对不起川人之事。他说：“四川争路，本很文明，因此王护督和我都帮助致电政府。现在闹到这个地步，还能说文明吗？欲得日后的事好办，须得本日仍旧开市。”代表们也只能表示回去再劝说大家，并且强调罢市毕竟不是暴动，还请大帅理解和维持。

离开总督府后，几个领导人便邀请各街道的同志会负责人当晚开会。而根据提法司周善培的回忆，会议其实是由他布置巡警道徐樾与川路公司共同召集的，与会者是各街道的负责干部（街正），会议力图统一大家对当前局势的认识，即先保住秩序不乱，再想法开市。

会议于晚上9点在川路公司召开，来了好几百人。先请藩司尹良讲话，他坚辞了，又请巡警道徐樾讲话，他也怕说错，不肯讲。最后只好周善培代表政府讲话，毕竟街正制度是在他5年前担任巡警道是建立的，街正们一大半都和他相熟。

周善培讲了40多分钟，说罢市会造成民生艰难，罢市本是为了争取同情，但很容易被人趁机利用，因此维护好秩序是第一位的。他建议还是要紧紧依靠街正们，再由各街公举几位公正明白人担任纠察，配合街正。街上出现暴动者时，大家应该立即报请街正出面劝阻，如果不听，再采取强制措施；巡警退居二线，即使巡警发现暴动者，也必须先请街正劝阻，无效时再动用警力强制执行。众人欣然同意。

成都皇城附近街道（摄于1910年）。

散会后，同志会的告示贴遍了成都城，约法五章：一、勿在街市聚众；二、勿暴动；三、不得打教堂；四、不得侮辱官府；五、柴米油盐等饮食照常买卖。这在日后的主流史家眼中，成为保路派革命不彻底的证据。

在成都将军玉崑8月26日发给北京的家信中，这位敏感的满洲将军认识到：“以刻下事论，将来怨久愤深，必有大兵劫可虑。”历史证明了，他又一次判断正确。他认为，川事之所以日益糜烂，首先就是前任川督赵尔巽存了私心，选了不熟悉四川政务的胞弟赵尔丰继任川督；其次是代理川督的王人文为了“见好百姓”，一味纵容，酿成大祸。赵尔丰虽然精明，但不熟悉川务，而且性格刚毅，有“赵屠户”之称，四川形势绝不乐观。玉崑说，现在既不能得罪保路派，也不能帮着他们向朝廷说话，“言者多败多事，多事多害，以免后悔……”

死城微澜

罢市第一天（8月25日），除了在大街上搭建“圣位台”的民众之外，整个成都城仿佛成了死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