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下级军官

（一）供求状况

抗战前，中国陆军部队计有步兵师177师，独立步兵旅60旅，独立步兵团43团，骑兵师9师，骑兵旅5旅，骑兵团3团，炮兵旅4旅，炮兵团18团，炮兵营15营，工兵团2团，交通兵团3团，通信兵团2团，宪兵团11团3营，官佐共136 000余员，士兵1 893 000余人，合计2 029 000余人。[29]当抗战爆发之初，国军部队中有配备德制武器的一流作战部队80 000人，[30]但是淞沪一役，消耗中央的精锐部队，已超过五分之三，加以士兵程度不佳（虽然在当时已是最好的了），临阵作战，全靠下级军官亲自指挥，因此下级军官伤亡尤大，[31]几达10 000名之多。战前十年间所训练的军官，在此一役即丧失了10%，[32]造成了基层的断层。根据1938年军政、军令两部的统计，每年需要培养（亦即补充）初级干部人数，约为45 000人。[33]其中四分之三以上是由各军事校班造就，其余则由行伍擢升。[34]

抗战期间，中央军校及分校所培育的学生，在150 000人以上，各机构又召训兵科军官97 577人、行伍军官84 235人，弥补了基层军官的不足。[35]

（二）出身背景分析

有关国民政府时期国军人事的详细统计资料，由于一向被列为机密，故极为罕见，据笔者尽力收集，仅得两件较为完整的资料。

第一件资料为1936年1月28日美国驻华武官的一份关于中国陆军军官出身统计报告，[36]其中收录于表1-5、1-6。

表1-5　陆军军官阶级统计

资料来源：Report： Statement on Commissioned Personnel Strength and Classification as to Trainng. January 28，1936. in U.S. Military Intelligence Reports： China，1911-1941，Reel V，pp.521-524。

表1-6　陆军军官教育程度统计

资料来源：同表1-5。各项百分比系经笔者算出。

表1-5、1-6共收录上将以下，直至少尉的统计数字，报告中注明各项数字“均系出自一位军政部官员的估计。在这方面，官方从未公布过数字，因此这些数字虽然不可靠，但是在没有更好的数字以前，仍有参考的价值”[37]。不过，由于所列各级军官总数（136 474），与“国防部”史政编译局《抗日战史》一书所称“官佐共一十三万六千余员”[38]几乎完全吻合，因此本项资料的正确性，应是相当的高。此外，根据表1-5的数字，将官总人数仅占所有军官人数的1.3%，因此表1-6数字大致也可以反映中、下级军官的状况。

第二件资料为军训部1945年所出版《军事委员会军训部中华民国三十三年统计年鉴》一书中，所收录的一份统计。

由表1-7的分类方式，可以看出这项统计的主要目的，在于宣扬军训部的业务绩效，不过也透露了中、下级军官的出身背景。所列数字，虽然对于养成教育和召集教育的内容均未作细分，似嫌简略，但是对于各兵科却分别加以统计，极具史料价值。

表1-7　军训部1944年度调查陆军各部队中下级现役军官素质统计

* 系指其他非中央军、各分校及各兵科学校出身者。

资料来源：总务厅编《军事委员会军训部中华民国三十三年统计年鉴》，编者印行，1945，第43页。

（三）成员素质

以上两件资料，虽然均存有缺陷，但是在没有更好的全面性统计数字之前，似乎仍可用以观察一般的趋势。如将表1-6、1-7作一比较，再佐以其他史料，似乎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观察。

第一，行伍出身的中、下级军官，比例有增高的趋势。表1-6指出战前军官出身行伍者占29.1%。至1944年时，表1-7指出中、下级军官中，行伍军官所占比例虽仅为32.9%，但是在“已受召集教育者”栏中，行伍必然也占相当大的比例，抗战后期，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甚至宣称有85%勇敢善战的军官，均为行伍出身。[39]因此行伍出身的军官比例，在抗战时期有明显升高的趋势，似乎是可以确定的。

一般说来，能升为军官的士兵，每多擅于作战，但是，行伍军官的缺点，则为未入过军校，相对说来，对于军官的要素——指挥，较为缺乏，[40]训练部队也比不上军校出身的军官，[41]加以知识水准较低（根据估计1935年时，有一半以上的行伍军官完全不识字），[42]因此在部队中常不被视为正途出身而遭排斥，升迁速度也较慢。[43]不过，也不是没有例外的情形，如战时第二预备师师长陈明仁，虽系黄埔出身，但是并不排斥行伍出身的军官，在他手下的各级指挥官中，行伍出身的约占三分之一，而军校学生约占三分之二。[44]

第二，军校出身的中、下级军官，比例有明显下降的趋势。表1-6指出，战前军校出身军官的比例为70.9%，但是表1-7指出，1944年时，中、下级军官中，出身正式军校者所占比例，则降为27％。[45]至于保定军校和黄埔军校在中、下级军官出身中的重要性，和高级军官相同，均有阶级越高，保定出身比例越高；阶级越低，黄埔出身比例越高的现象。如军事委员会铨叙厅所编《第一期第一届陆海空军官佐任官名簿》第1册，共收录有上校569人及中校1 397人的资料。将其出身背景加以统计后即可发现，上校中出身保定者占34%（203人），出身黄埔者占4%（74人）；中校中出身保定者占26%（365人），出身黄埔者占19%（268人）。[46]

北伐完成后，由于国民政府的努力，军事教育逐渐标准化，中央军校成为初级军官的主要制造场所，学生毕业后通常均分发至国民政府的部队，例如陈诚的第十八军，从连长、排长至师长，有80%为黄埔出身。[47]在德国顾问的协助下，这些军官的素质，一般认为颇高，[48]但是数量过少。据估计，1928年至1937年之间，中央军校毕业学生仅有10 731人。[49]抗战爆发后，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由于对军官的需求剧增，必须加速训练工作，水准自然因而下降。至于自行伍升上来的军官，虽未接受过特别的军官教育，但是在战场上常被指挥官及官兵视为比仅受过速成教育的军官更值得信赖。[50]

第三，中、下级军官的出身背景，各兵科之间有颇大的差异。从表1-7可以看出，1944年时各兵科中、下级军官接受养成教育比例，依序为炮（48.4%）、机械（44.6%）、骑（33.8%）、工（29.0%）、步（27.3%）、通讯（21.6%）、辎重（6.8%），显示各兵科中、下级军官素质的高低，似乎与该兵科专业化程度（所需专门知识的多寡）相关。至于各兵科中、下级军官出身行伍的比例，则依序为通讯（76.1%）、工（52.4％）、炮（39.7%）、步（28.1%）、骑（26.9%）、机械（24.0%）、辎重（22.9%）。各兵科中、下级军官出身行伍比例的高低，则似与该兵科召集教育的发达与否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