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士兵

战前士兵的教育程度,迄今尚未发现较为详尽的统计数字,一般的印象是大多为文盲。社会学家陶孟和曾于1929年调查山西第三编遣区警卫旅的946位士兵,结果发现能自己写信者占13%,其余均未曾识字读书,或曾读书而不能写信。[65]不过1938年8月,冯玉祥在湖南益阳检阅长岳师管区第三补充团,发现新兵识字者竟达八成左右。[66]抗战时期,所征兵的质量日益低下。根据一般的观察,士兵不识字者,占百分之九十以上;无科学常识者,几占百分之百。[67]桂南作战之后,一位将领曾于宾阳测验一批由贵州拨补的新兵,结果发现文盲占97%,至于那些2%—3%的识字者,程度也不够做文书上士。[68]1941年,据第十四师排长黄仁宇的观察,“不仅体格孱弱,而且状似白痴,不堪教练。师部的办法即是抽调各营连可堪训练的士兵,组织突击队,集中训练,其他的则归各部队看管,也谈不上训练,只希望来日作战时在山上表现人多”[69]。一般的部队对于新兵,一方面要施行军事训练,另一方面则要补行国民教育,如教一普通士兵认阿拉伯数字,需2—3星期,认米突(米的旧称,编辑注)尺需2—3星期,讲弹道抛线也得2—3星期,要教会射击,则往往需2—3个月。[70]抗战后期,有些部队曾对士兵的教育程度加以统计,但是数字的可信度颇有问题,如以下两种统计中有关文盲的比例,即有相当大的不同。

表1-9所举荣誉第二师,系由康复伤兵所组成的部队,其中老兵较多,因此识字者也较多,应是造成文盲比例较十四军为少的原因之一。

表1-9 抗战时期士兵教育程度统计

* 指能识五百单字表者。

资料来源:《陆军第十四军军务处三十四年度工作报告》,《陆军第十四军三十四年度工作报告书》,陆军第十四司令部,1946,第214页;同仇汇刊社编《陆军荣誉第二师三周年纪念特刊》,陆军第二师政治部,1946,附表。

各部队士兵的知识程度虽有不同,但是均面临逃兵的相同问题。由于逃兵风气的普遍,各部队在教育上,计划和实施每不能一致,更不能施行有系统的一贯教育。换言之,即一年四季均在新兵教育课程中徘徊。在步兵方面,较好者尚可练成班、排的战斗教练,至于特种兵部队,则对此也不可指望。[71]

1944年,政府号召知识青年从军,经检验合格者,总数达125 500人,唯因战事及交通运输关系,实际报到入营者不及100 000人。学历程度计专科以上占10%,高中以上占23%,初中占60%,小学占7%,[72]对于军人形象的提升,助益颇大。

在经济背景方面,由于士兵的社会地位低落,所以战前入伍当兵者,多为贫困人家的子弟,[73]平常人家如有子弟当兵,常会被讥为“没出息”,因此许多年轻人从军,事前均不能让家人知道;也有许多人不愿意将女儿许配给军人。[74]战前虽然实施普遍的征兵制,但是由于有知识、有钱、有地位者,可以逃避兵役,[75]以致各地征送的壮丁,多为贫者、愚者和弱者。至于士兵家庭的职业,试将搜集所得资料列举如下。

表1-10所列前两种统计数字颇为一致——出身农家者约占80%,与整个社会的农业从业人员比例接近。[76]至于荣誉第二师士兵出身农家者较少,或许是由于原务农的士兵受伤后,离开部队返乡者较多所致。

表1-10 国民政府时期士兵家庭职业统计表

资料来源:陶孟和:《一个军队兵士的调查》,第99页;《陆军第十四军军务处三十四年度工作报告》,第214页;同仇汇刊社编《陆军荣誉第二师三周年纪念特刊》,附表。

军界人士多认为出身农家的士兵,具有朴实、勇敢、服从、坚毅,以及吃苦耐劳等各种美德,[77]根据战前一位美国军事观察家的观察,中国人“是作军人的极佳材料,具有无穷的耐性,高度的服从权威,加上一个强壮、不易生病的体格。如能加以适当的训练和配置,让他吃饱穿暖,定期有饷可拿,即使是以我们的标准来看,他也将是个好士兵”。[78]战时在华的外国人士,也多有类似的观察,如史迪威1942年5月26日呈蒋介石文中,即指国军“一般士兵温顺,有纪律,惯于吃苦,服从领导”。[79]7月7日在对华广播中对于国军士兵,更是称道有加:

对我而言,中国人的伟大——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他们无怨无悔的忠诚、他们的认真、他们的艰苦卓绝——由中国士兵身上最可看出。他备尝艰苦而不掉一滴眼泪;上级带他到那里,他就跟着去,毫无迟疑;在他简单而率直的心灵中,从未想过他作的不是英雄作的事。他要求的很少,而永远都准备付出所有。[80]

美军参谋总长马歇尔(George C.Marshall)也相信,如果中国的士兵能被适当地领导、喂饱、训练、装备,他们的战力将和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士兵一样。[81]

不幸的是,抗战期间军中的生活水准下降,士兵的体格也随之恶化,尤以抗战后期最为严重。如1943年国军派送1 800名新兵至蓝伽(Ramgarh)受训,其中竟有68%因体格不合标准而被拒绝;另一批被指派参与蓝伽计划的200人,先是被中国医官淘汰了65人,继而又被美国医官淘汰了30人,最后只有105人被录取。[82]国军士兵体格之差,由此可见一斑。

在年龄方面,根据现有的少数资料显示,国民政府时期的士兵,大多为年富力强的青年。如1932年时,第十九路军教导队士兵的平均年龄为24岁。[83]以上两份较为详细的数字资料则显示,国军士兵中30岁以下者占90%左右,其中尤以20—25岁者最多。

表1-11、1-12显示,士兵固然多为年轻人,但是或多或少也有一些老兵。这些老兵多为战前所募,当时曾经过一番挑选,部分系久经战役,每能尽忠职守,即使因为分散配置,为火力占优势的敌人所击溃,数日之后,仍能自行前往指定地点集合,各归建制,严整如初,对整体战力毫无损伤。[84]因此各部队的干部,对于老兵多十分重视,如一位炮兵排长即称老兵是“国之瑰宝”,[85]另一位步兵排长则认为:“如果作起战来,只有这样的兵员才能算数。”[86]对于这些老兵,在战前尚可以用升官加薪的方式施予奖励,但是战时军人真实薪俸下降,1941年少尉月薪42元,下士20元,还要扣除副食费,而在街上吃碗面,即需3元,所以利诱的力量不充分,但是也不能威胁,如果让他们在兵众面前下不了台,则会“开小差”投奔其他部队。各部队为了留住这种人才,只得给予特殊礼遇,即使是连长,也要对他们客气几分;军校出身的年轻排长,更是要陪他们吃狗肉、说粗话,[87]有些部队对他们甚至早晚不集合训话,也不出操,尽量让他们轻松愉快,以示优待。[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