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任免（第2/3页）

由以上这段史料中，可以显示出，同学关系至少在某些部队创建的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延揽同学作为干部，除了需和自己相知较深、志同道合外，有些人更注意到吸收其有不同专长的同学，借收相辅相成之效。如与冷欣陆大同期，战时又同时出任师长的陈明仁，也在陆大同学中选了三人担任步兵团团长。他选的是意气相投和军事学术造诣较高的洪行、戴坚和林森木。洪行行伍出身，老成持重，骁勇善战，北伐时曾立有战功；戴坚为黄埔七期毕业，通晓日、英、德几国文字，翻译过外国军事著作多种，并曾著有《白纸战术》、《怎样训练一个战斗兵》等书，兵学素养佳，长于练兵；林森木则计谋多端，八面玲珑。三人各有所长。[19]

至于延揽学生作为干部的情形，则更为常见。抗战爆发后，第十七集团军（胡宗南部）移驻关中，呈准于陕西凤翔设立中央军校第七分校，由胡宗南兼任分校主任。胡甚至建立起七分校干部与其部队队职交流的惯例。如成绩优良的副师长或团长级军官，调任总队长一期，即可调任师长，并可遴选部分优秀毕业学生至师中任基层带兵官；大队长一任期满可调团长，队长可调营长，依此类推，中尉区队长及少尉区队附也可调上尉连长及中尉排长。胡以为军校学生毕业后，即为部队基干，部队带兵官如能先在学校中训练学生，与学生有了师生关系，日后共事，较易领导。[20]又如汤恩伯任第三十一集团总司令时，总司令部的主要幕僚，也多为其任黄埔军校第六期大队长时的学生。[21]

学缘关系不仅是军中用人的主要来源之一，同时也为军中非正式团体（informal groups）的形成，提供了潜在的基础。例如民国以来的川军，派别众多，其中“速成”（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和“保定”为最大的“学系”，至于“军官”（四川陆军军官学校）则依违于两者之间，可称为“准学系”。论者以为，民国时期四川二十年内战，数百次交锋，自始至终贯穿一“学系”之争。[22]又如专门培养高级指挥、参谋人才的陆军大学，有些期的学生特别团结，甚至在毕业前即约好特定的电报密码，作为日后联络之用。因此在中央军中，陈诚、汤恩伯、胡宗南等人虽各成集团，但是他们下面的陆大十一期毕业生，彼此之间却电讯常通，联系密切，[23]本身虽未成一系，但是却成为各系之间沟通的桥梁。

第三，旧属：吾国官场向有“班底”积习。如果说蒋介石是以黄埔学生作为班底，陈诚则是以十一师和十八军作为根基向外输送干部，所扩大的部队也就逐渐成为陈诚的嫡系部队。凡是想投效陈诚的军人，每多设法进入十八军，而十八军则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进来者需降一级任用，出去后则需升一级任用。因此十八军可视为“陈诚的黄埔军校”，奠定了陈诚集团在国军中的地位。[24]一般部队中不少主官一经调动，其部属也随之前往，甚至吸引他处旧部前来投靠。如1943年春，中央军校第二分校主任李明灏（日本士官毕业）调任九十七军军长，负责警备重庆。九十七军由一六六师及一九六师编成，一六六师系河南保安队改编，一九六师系由胡宗南集团调来，师长王之宇、袁筱青，均系黄埔第一期毕业。李明灏上任后，带来许多过去二分校的干部，军部及各师历史背景各不相同，意见十分庞杂，尤其在人事上，二分校来的干部与原有的干部不睦，军、师倾轧日甚，军心涣散。参谋总长何应钦鉴于此种情形，为整饬九十七军，乃签准委员长，由第十军军长陈素农和李明灏职务对调。[25]又如1947年，陆军第二十旅扩编为一九六战略预备师，师长葛先才曾以指挥衡阳会战立功，获颁青天白日勋章，号召力强，旧属纷纷来归，连以前的马夫也当上了上尉副官，形成人事上的一大派系。[26]

第四，地缘：北洋时期，军中用人主要的来源即为同乡。如奉系官兵，多为东北人，晋系多为晋人，其余的北方军系用人虽较广，但也仅限于直、鲁、豫等省；而南方军系则地域观念极重，无论官兵，外省人绝少能够立足。至于干部的人选，有些军阀不仅囿于同省，甚至局限于同县，如抗战前的晋系是“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挎”（阎锡山为山西五台人），湘系军人何键是“非醴勿视，非醴勿听，非醴勿用”（何为湖南醴陵人）。[27]这些形容词虽然不免有夸大之处，但是仍然反映出部分的实情。国民政府时期，军中引用同乡作为干部的现象，以地方部队最为显著。如战前广东的第十九路军，于闽变时改编为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由蔡廷锴兼总司令，其下统辖的五个军长中，即有三个（沈光汉、区寿年和谭启秀）是罗定同乡，总司令部的处长以下官佐，更是不胜枚举；师、团、营、连长中，也占了不少，对于同乡以外的粤人，尤其是外省人则疏而避之。[28]

更极端的例子是战前湖南李云杰的部队。李为湖南嘉禾人，保定军校毕业，1928年即已担任陆军第二十三师师长，所部官兵清一色为嘉禾人，各级官长多李姓人士，只有参谋黄某系外县籍。士兵平日上操喊口令，以及官长讲话，全用家乡土话，外县人不知所云，可说是不折不扣的子弟兵。李平日克扣士兵的薪饷，且不讳言，但说是作为应酬活动费，将来师长若是升了军长乃至总司令，水涨船高，大家均可依次升迁，岂不更好？如此一说，士兵们即心甘情愿了。李于1929年奉中央命令，率部入江西参加“剿共”，次年北上加入讨伐阎、冯之役，以其部队能打硬仗，颇为最高统帅所嘉许。当该师在河南境内作战时，师部对前线传达命令，仅使用临时架设的长途电话，敌人虽可窃听，但是官兵尽说家乡土话，敌人听到也莫名其妙。李云杰由于战绩不错，中原大战结束后，被擢升为第二十七军军长，然部队始终未扩编，原因是家乡子弟兵不易招募足额（嘉禾全县人口仅有十余万人），外面的散兵游勇不敢收纳，由中央另拨部队以成军，又怕掌握不住而影响自己前程，乃甘愿空负军长头衔。[29]

抗战时期，地方部队中仍有一些地域观念极为浓厚，如驻扎于江西的第五十八军（军长孙渡），是由云南派出支援中央抗战的部队，连长以上干部，均为云南人，对于外省人士，十分排斥，尤其对于中央派去的人员，更是歧视冷淡，以至于即使是黄埔出身的滇籍毕业生，也不愿前往服务。[30]

事实上，大多数的人在用人时，都是兼及数种关系，只是各人偏重不同而已，而身兼一种以上身份的人，往往又更易优先获用。一般说来，中央军由于流动性较大，因此主官引用故旧、同学、学生的情形较多；而地方部队由于乡土色彩较浓，用人常以血缘、地缘关系为主，且是由内而外，存在着清楚的“差序格局”，西北马家军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