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升迁调补

（一）升迁

自北洋时代后半期开始，由于战争频仍，军队不断扩充，因此人员升迁的速度增快。根据学者的统计，1916年，全国陆军共有32个师，师长中有资料可查者15人，平均年龄为43岁；1924年时，全国共有84个师，师长中有资料可查者37人，平均年龄也是43岁。[48]

至于南方新成立的国民革命军，升迁迅速的现象更为显著。根据当时的任官规定，黄埔军校学生毕业后，见习三个月，支准尉薪，期满考核合格升为少尉。计由少尉依次升至中校，在一般情况下，约需8年至10年时间。[49]但是当时由于部队急需干部，因此升迁迅速，第一期学生毕业二年，已有多人充任上校团长，任少将者也有数人。[50]革命军誓师北伐时，总司令蒋介石40岁，第一军军长兼东路总指挥何应钦37岁，其余军、师长多在30岁上下，团长以下人员多为18、19，至20岁出头者。[51]

北伐完成，全国统一，由于政局相对安定，战争减少，因此军官升迁的速度也随之减慢。在中央军，战前一般营、团的年龄为20—25岁，班、排长的年龄则较大（由于行伍所占比例较大的缘故）。一般说来，中、下级军官中，出身中央军校者升迁的速度，要较一般人为快，但是仍比不上自外国军事学校毕业的留学生。许多留学生回国后，两三年之内即可升为校级军官，有些甚至一回国即可任少校。[52]留学生在中、下级军官阶层中升迁时，虽然占了极大的便宜，但是仍有其限度。至抗战前，校级军官想要在中央军升至将级，保定、黄埔军校的资格似乎已是必备条件，如果不是出身保定、黄埔军校，则即使曾出国留学，也很难升至将官，试举一例加以说明。

抗战期间曾主持陆大的万耀煌，有一表弟名夏声，出身云南讲武堂，后赴日本步兵学校深造，旧学新知均有修养，早期任滇军杨希闵参谋长，与滇军关系甚深，曾代表滇军至上海迎孙文入粤，后任职广东石井兵工厂，归中央后任陆军第八十七师（师长为黄埔一期的王敬久）参谋长，1937年来投奔万耀煌（万时任二十五军军长），但是由于非黄埔出身，发展不易。万在他的日记中曾记道：“先知（声）才具优异，学识优良，文章、诗词均有根基，眼高于顶，目下无尘，不幸出身于云南讲武堂与日本步兵学校，想在黄埔集团中欲求有所发展，似不可能。我想他来帮我，先知亦甚愿意，惟目前无步兵之机会耳。”[53]翌年，万耀煌向军政部长何应钦推荐夏声，盼任以参事之职，期能有所发展。万此时已是军事委员会将官研究班班主任兼军官训练团副教育长，但是对此事仍无把握，在日记中曾有以下的感叹：“我以人才向何部长敬之推介，任以军政部参事，希望能有所发展。惟国军中人事两大系统，旧的是保定，新的是黄埔，而军政部重要幕僚又以陆大为优先，而先知皆无关系，所幸其过去在滇、在粤与革命军之一段历史，及其日本留学，则为何部长所熟知，或可为何重用也。”[54]国军高层人事之重出身，由此可见一斑。根据其他资料显示，夏于1938年9月获任为军政部参事，直至1944年2月止，其后未见有进一步的升迁。[55]不过，即使是黄埔出身的军人，要想升至将官也非易事。根据一项统计，1925年春天黄埔第一期毕业的500人中，于抗战爆发时已升至中央军的师长者，仅有36人。[56]

抗战期间，军政部曾颁定缩减各级军官佐晋级年资办法，以符合实际，并俾以调剂。晋级年资的规定，原已不如先进国家严格，[57]但是各机关、部队仍多未切实遵行，[58]加以部队历年屡次扩编，以至于升迁迅速，虽然发挥了鼓舞士气的作用，但是也产生了以下一些不良的副作用。

第一，干部学识、能力、经验不足。战前德国在华的军事顾问即已指出，国军干部升迁过速，认为一个干部如不从基层开始，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累积经验，则无法胜任高级指挥官的职务，即使个人如何勇敢，也无济于事。[59]升迁过速，不仅使干部对于职务上的历练不足，同时也使得一般官佐产生“五日京兆”的心理，无心安定服务，工作效能自然降低。[60]更有少数的干部，年纪轻轻即已身居方面大员的地位，自易于骄矜自满，不求上进。蒋介石即曾呼吁将级指挥官注意此一现象，并拿日本的情况加以比较：

现在你们一般高级将领年龄都在五十岁上下，而且有的总司令、军长、师长的年龄还在三四十岁左右。处在中国现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下，如果稍一不慎，就没有不腐败堕落的；因为我们自己有了势力与地位，那一个人都不敢与我们说话，我们自己也不求人去研究，所以一天一天的骄傲失败。现在敌国的情形，就和我们不同，他们的阅历深、修养好，学问能力都要比我们高，这是值得大家格外警惕的一点。[61]

第二，人事无法新陈代谢。由于升迁过速，干部常升到将官，年纪尚轻，于是造成人事阻塞的现象，人才不能做到新陈代谢，另一方面则造成中、下级军官缺乏。有关当局在面临此一困境时，所作的努力为何？当时所采取的因应之道，主要有以下两种：

1. 增加高级军官名额，以解决上层人事阻塞现象。根据《国民政府公报》所载，抗战八年期间，陆、海、空军共任命将领2 000余人次（当然另有部分未列入《国民政府公报》），兹依任命时间及阶级统计如下：

表2-1显示，战前两年国民政府任命将级军官甚多，抗战八年期间任命将级军官较为频繁者，为抗战爆发后的前三年（由于战况较为激烈之故）和1945年（抗战胜利，擢升有功人员），其余各年任命将级军官均少；且大多限于少将阶层，其余各阶层均少，显示抗战期间将级军官的升迁和战前相较，并非易事。[62]

表2-1　抗战前后国军任命将级军官人次统计

* 合于晋任上将规定，但受员额所限者，得先加上将衔，如遇上将出缺，由已加上将衔的中将择优转补。

资料来源：根据刘国铭主编《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职官人物志》（春秋出版社，1989，第714—759页）所载资料计算得出。

2. 严格要求升迁的资格，以解决中、下级军官缺乏的现象。1940年代前后，国军干部的升迁开始强调年资的规定。军官的晋升，必须在下一级停年届满，始能晋升至上一级，如学者黄仁宇1940年年底自中央军校十六期毕业，当时虽是战时，也需服务六年半才能升至少校。[63]而且不仅是年资够，还要表现好，才能升得成。根据军官佐任官规定，少尉升中尉仅需一年半的年资，但是一位军校十七期毕业生自述他的经验却是“毕业后被派为少尉，需经一年半载，甚至三年、二年磨炼有了成绩，或于激烈战斗中、炽盛炮火下，不怕死而又幸未战死，才能升为中尉，没有人事保障，调职升迁全凭带兵、训练成绩及战功”[64]。此时，升迁是否真如他所说，是“全凭带兵、训练成绩及战功”，仍有待研究，但是至少在他的眼中，升中尉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尚称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