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部队训练（第4/4页）

（4）训练不足，战力降低：抗战时期由于部队训练人数大增，但是新兵素质低落，加以训练时间有限，因此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一般部队的素质和战力均较战前为差。如刘汝明战前在察哈尔练兵，所属官兵均来自冀、察、鲁、豫各省，新兵入伍需先送教导队，受半年严格训练（包括铁杠、木马、劈刀、打拳、刺枪、长跑、过障碍、制式教练、战斗教练等），其间每天户外教练至少六小时，室内上课也有四小时。有了相当基础，方才分发至部队继续训练。出身较好和学、术科成绩优秀者，再选拔送入军士队受训，训毕至各部队任班长。教导队中主持教育，担任教官、队职官者，均为正式军校出身，从各单位挑选出来的优秀干部。至抗战时期，部队伤亡过大，以后虽有补充，但是训练不足，纵能艰苦作战，战斗力究不如前。[122]此外，由于战时炽盛的逃亡风气和流水似的补充，使得精实的训练无法实施，战力遂因而降低。

（二）干部教育

抗战时期的部队干部教育，可分为巡回教育和干训团（班）教育两类。

1. 巡回教育

自抗战爆发后，对于步兵的干部教育，除了由步兵学校加设短期教育班次，广设召集教育外，曾先后设立以下各类为期半年的巡回教育班：

（1）步兵巡回教育班：1938年秋成立，教育对象为各战区或待机部队连、排长，教育地点包括长江南北。

（2）西北巡回教育班：1939年春成立，教育对象为步、骑兵部队，教育地带为甘、宁、青一带。

（3）驻滇巡回教育班：1940年秋成立，教育对象为新编制装备的部队，教育地点为滇省。

此外，特种兵也有巡回教育的设施，于督训制度实施后，即行结束。

2. 干训团（班）教育

为提高部队干部素质，1940年春各战区奉令成立干部训练团，每军或师成立干部训练班，将步兵学校召集教育三个月以内的教育班次，及战区部队本身所要设立的教育单位，分别由干训团、班主办，就近召训所属各部队各级军官、军士。各团、班既先后成立，其以步校毕业学员为师资者，不啻广设步校分校，几与步校召集教育无异。

此外，又为借助盟军的教育经验，在滇、桂分设干训团，采用美方新式武器、器材，施行美式战时教育，又曾选拔将级军官，先后约五百员，校、尉级军官千余人，至印度蓝伽美国各种驻印军事学校，研习美军的教育方法。[123]

如前所述，部队干部教育的性质和召集教育类似，故在此不再加以评估。

本章小结　综前所述，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抗战时期，陆军的教育和训练，计有以下成就：（一）养成大量官兵，供应战场的需要。（二）完成各军、分校教育的标准化；至于教育和训练的中央化，也有若干程度的进展。（三）部分军事学校及训练机构，能在高度艰苦的物质环境下，从事精实的教育与训练，提升战力，创造光荣战绩，实属难能可贵。虽然如此，抗战爆发后，国军基于血的教训，对编制逐渐改善，装备更加充实，战略、战术的运用，也无大错，但是八年抗战中大、小会战的胜利，多属于敌人，间或有属于国军者，而所获战果也总逊于预期，推究其原因，训练不足实为主因。

第二，一个国家军事教育的发达，有其各种的先决条件，例如国民教育的普及、兵役制度的健全、军事学术的发展、后勤补给制度的完善等。但是抗战时期的国军，不但本身尚未“现代化”，就是以上各项条件，竟然也无一存在于当时的中国社会——各部队的编制、装备均不一致；教育计划多系临时性、枝节性的制订，缺乏全盘的计划；教育训练由于和考核无关联，以致不受重视，学校和部队的人事和经验也无法交流；军事学术不发达，缺乏独立的战术原则，以致向外国学习，仅得皮毛，而无战术思想；后勤补给制度不良，官兵平日忙于杂务，每星期难得有三天的训练时间；士兵文盲普遍，体格孱弱，逃兵风气普遍，无法实施有系统的教育。简单地说，军队此一机构，以及外在的社会，直至抗战时期，均尚未“现代化”，加以战时人力、物力、经费的短绌，因此教育和训练品质的低下，是极其自然的事。即使是当时已“现代化”的日军，战时由于兵力消耗过速，训练也无法按照进度执行。据估计，1945年时，日军中经过充分训练者，尚不到七分之一。[124]

第三，抗战时国军教育训练品质的低下，固然主要是由于物质环境的恶劣，和内、外条件的欠缺，但是主其事者是否即全无责任？他们当时有无其他选择可作？答案应是肯定的。如想脱离恶劣物质环境的困境，当时军界即已有人建议，可将部队裁减一两个师，以其武器、装备、经费，分配各军事学校，使之能达成教育任务，对于作战及建军，必有极大助益。而全国少两三个师，对战局则毫无影响。[125]或是从两三个师中，挑出一个师的精悍士兵，以两三个师的经费，提供一师，并提高官兵的待遇。待遇提高后，可以吸收优秀的人才，减少官兵的流失，于是得以实施长期的训练，以增进其技能。此外由于待遇良好，营养良好，体力也可增强。如此练一师是一师，练一军是一军，战斗力必定坚强。[126]又如当时的共军，在训练上所面临的困难和国军类似，但是共军采取了简化训练内容的策略，特别强调跑步（目的在增强部队的体力和机动性）和实弹射击两个科目，使得战力所受物质环境恶劣的影响得以减小。[127]当时国军的主其事者对此虽然也曾有所努力，但是成效似乎有限。

最后，再试将战时陆军的教育训练，和民间的高等教育作一比较。两者在战时同是基于政策的需要，而作大幅度的扩充，但是由于扩张过度及物质条件的限制，致使教育品质低下。两者不同之处，在于战争后期，国军鉴于兵员需求降低，乃缩减教育训练机构，不但减少资源浪费，教育品质或许也有所提升。至于高等教育，主管部门却未观察社会上人力资源供需状况，而加以调整，以致毕业生失业情况严重，造成社会问题。

（本章原名《抗战时期陆军的教育与训练》，收入本书时，名称有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