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国军的参谋人员

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张作霖因急要声援卢永祥，即在热河、冀东一带向直军发动攻势，9月13日京奉线交通断绝，15日张作霖自任镇威军总司令，分兵六路，前锋进迫热河朝阳，俘虏了直军千人，直奉二次战争开始。吴佩孚奉曹锟电召，于17日至北京，即于国务院四照堂召集会议，会商作战计划。当晚应邀参加的人员，包括他的参谋长、总参议、陆军总长、海军总长、航空署长、代理国务总理，以及派有任务的高级将领等人。四照堂四面均为玻璃窗，电灯明如白昼，厅中置一长条桌，拥拥挤挤，坐满六十余人。大家坐了许久，才见得吴佩孚走到堂中。吴口传命令，念道：“奉张大逆不道，杀我人民，夺我土地，侵我主权，藐我武功。”还有什么“大张挞伐，除此元凶”之类。念到中间，电灯忽然熄灭，半晌才复明亮。王怀庆和冯玉祥坐在一处，只见王附着冯的耳朵低声笑道：“不吉！不吉！这是不吉之兆！”冯笑而不言。此时，吴佩孚已念至命令的正文，第一路任务如何，第二路如何，援军各路又如何。命令下完，吴即站起来说：“没有了罢？我们就这么办罢。”此时海军总长连忙站起来说道：“报告总司令！命令上没有提到海军，我们的舰队怎么办？”吴答道：“哦！哦！海军没有提，在命令上添一条罢。你们自由巡弋，以防意外。”航空署长又起来道：“还有我们空军呢，怎么办？”吴又哦哦连声，说：“也添上一条，你们随时准备，相机出击。”又有张家口骑兵将领起立请令，吴答：“在古北口外活动。”接着兵站负责者等人员也起立请令，吴搔了搔头，不耐烦地说道：“这样尽着往下添，还成个命令吗？你们不能等着以后再商量吗？今天就是这样了，散了吧！散了吧！”大家才一哄地散了。[1]

以上这段记载，根据的是身历其境的冯玉祥所作的回忆。冯日后背离吴自立门户，对吴自是多加丑化：由于事隔多年的关系，也不免有些错误，[2]但是仍然真实、生动地描述了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军作战计划制定的过程。此次战争范围之大和动员人数之多，均为前所未有。[3]吴佩孚出身北洋陆军速成学堂测绘科，早期在吉林从军有年，熟悉东北的山川形势和各军略要地，[4]在北洋将领中以干练著称，但是在其部队中，参谋制度仍未扮演应有的角色，而此时距清末西方的参谋制度输入中国，[5]已有二十余年之久。

事实上，近代中国的军事参谋系统，一直要到抗战期间才逐渐建立，发挥应有的功能。1938年元月，国民政府修正公布《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规定由委员长统率全国陆、海、空军，参谋总长为委员长的幕僚长，辖军令部、军政部、军训部、政治部、军法执行总监部、航空委员会、铨叙厅、军事参议院等部门。[6]军令部对全国参谋人员，力求提高素质，并自1943年元月起，组织国军参谋团，以奠定参谋系统的基础。

本章即拟根据海峡两岸所收藏的国军档案、战时军方出版品，以及回忆录等资料，对抗战期间国军的参谋制度实施的成效，及其所面对的困难，作一全面性的探讨，并与德、美两国的情况略加比较，借以明了其特色。抗战时期的国军，虽然包括陆、海、空军，但是由于海、空军参谋的人数和重要性均无法和陆军相比，因此本章不予讨论；抗战后期国军部分机构及部队的参谋组织所受美国的影响，由于受到篇幅的限制，无法在本章中讨论；至于共军的参谋制度，笔者以其性质特殊，和其他一般国军的参谋制度有极大的不同，因此也不拟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