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中央与地方的人事

国民政府和地方军系之间的关系，在抗战爆发前后有所不同。在战前的十年，地方军系的势力逐渐衰微，抗战爆发后，蒋委员长统筹大局，对于过去曾反抗中央的各军系领袖，均赋予重任，如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程潜等，皆派充战区司令长官，毫无歧视；对于愿意出兵抗战的地方部队，更予以种种实质的支持。如抗战爆发后，云南龙云答应先出一军部队，中央给予第六十军的番号，[1]以卢汉为军长。中央为了协助此一部队，乃调集六十军团长以上军官至武昌珞珈山军官训练团训练，派卢汉为军官训练团大队长，对六十军的经费，逾格批准，并同意将六十军编为特种军编制，发给军部特别费10万元（后来在台儿庄，又补送3万元）；所有三师的人事、经费，统由军部统筹办理。此外，又给六十军补充了500支德造二十响手枪，配弹每支300发；三号左轮枪300支，配弹每支200发。[2]徐州撤守后，蒋介石电召龙云至武汉，盼再派一个军出师抗日，龙同意了，蒋甚为高兴，并于龙返滇前表示，已令戴笠撤回在滇工作人员，[3]以示信任。

在中央此种开诚布公的政策下，各派系部队也都能够泯除畛域，与中央军并肩作战，战斗力容有差异，但是每多能服从指挥。不过，地方军系（尤其是西南及西北地区），虽然也有派军队赴前线作战的壮举，但派遣的毕竟只是部分的军队，仍然留下大部分的军队以求自保。战争爆发后，中央能指挥、调动的部队，仍不足总数之半。[4]中央和地方军系，或军系与军系之间，仍不能说毫无芥蒂。[5]上海一役，中央军的精锐消耗殆尽，国民政府也丧失了经营多年的地盘，自此以后，国民政府的权威减弱，转需仰仗地方军系的鼻息。至1939年冬季时，地方军队的数量，已超过中央军甚多，造成地方军系领袖目无中央的骄纵心态，无怪国民政府发动“冬季攻势”时，只有少数部队认真执行，多数的战区或按兵不动，或仅略作姿态即止，使得整个攻势不得不草草收场。[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