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央采取的措施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逐渐修改其对华政策，强调占领区的发展，对于国民政府统治地区，不再大举进犯，战局陷入胶着状态。政府眼见战争似乎在短期间内无法结束，加上一些地方部队的作战表现不佳，遂有意开始对地方势力继续推行战前的中央化行动，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项。

第一，对于那些对日作战不力，甚至缺乏抗战决心的地方部队，不予充分的整补。军队未能整补，战斗力即越差，也就越不能有所表现，如此恶性循环，自然逐渐淘汰。[7]

第二，派遣黄埔出身的干部至各地方部队。此种行动，在战前即已展开，如徐源泉原属直鲁联军，北伐时输诚中央，1929年升为第十军军长，直至中原大战时，中央均未派任军官至其部队。1934年，剿徐向前部，中央开始陆续派人进去，先是政工人员及副主官（如副团长、副营长）之类，其部属丁治磐1936年自陆大毕业后，任第十军参谋长，此时第十军已完全中央化，因此黄埔毕业生不但不再需中央硬派，反而成为争取的对象，各部队均希望中央能多分发一些。[8]又如川军，中央直至其出川抗战后，才派遣政工人员至各单位——连、营派有政训员，团部设政训室，所以上设政训处，并加派联络参谋。这些机构和人员负责考查各级干部的思想和行动，随时向战区司令长官部报告。[9]一些生活腐化、缺乏朝气的地方部队在中央化之后，每能重振士气，提高战力。如第二十六师前身为川军郭汝栋的部队，组成分子以川人为多，地方色彩浓厚，十分排外，直至1937年始请中央派遣军校学员生到军任用，且并未任其担任带兵职务，仅负责幕僚业务。1939年5月，师长刘雨卿（四川三台人，行伍出身，1932年始入中央军校高校班受训）调升第二十九军军长，其职务由第三十二集团军参谋长刘广济接任。时二十六师正驻守南昌南面，担任第一线作战部队，沿抚河担任防务。刘广济到职后，即大事整顿部队，对内将年龄较大、生活腐化的部队长撤换，拔擢在师部任参谋的军校十、十一期毕业生担任营长，又向外吸收军校十、十一、十二期的年轻干部，整饬军纪，加强训练，因此到任不久，部队即士气显著提高，战力也有所增强。[10]又如战前七十六军军长陶峙岳（湖南宁乡人，保定二期），下辖有第八、第二十四两个师，原属湖南部队系统。1938年，七十六军编归胡宗南的第三十四集团军战斗序列后不久，胡即报经军委会核准，将第一军（胡的基本部队）军长李铁军和七十六军军长陶峙岳对调。李一到七十六军，即更换大批干部，以资遣、调职、受训等方法，使之离开部队，而新去的干部，则多自第一军调去。如此不到一年，第七十六军即已完全中央化。[11]但是也有的部队中央化以后，在人事上并未大规模地更换，仅略有调整而已，如抗战后期赵桂森（黄埔六期及陆大毕业）至西北军系统的二十师任师长时，单身赴任。该师干部多系行伍出身，经赵渐次考察，分别因材器使，结果全师未调开一人，而训练、作战与士气，均颇有进步。[12]

第三，收编或拉拢地方军系领袖。北伐前后中央负责联络地方部队的主要人物为何成濬，通过他收编及拉拢的地方部队极多，有的是他经手收编，有的部队收编后仍归他指挥。他指挥得比较久的部队有王金钰军（后易为上官云相）、徐源泉军、萧之楚军、魏益三师、刘荣春师（后易为郝梦龄）、刘桂堂师、李宗鉴旅、张连三旅、薛预屏旅等。经何拉拢，一度交何指挥过的部队，则有范石生部、杨虎城部、张万信师、郭汝栋师、谢冰师、容景芳师、罗启疆旅等。[13]

战时拉拢地方部队的工作，依旧存在，如1942年，第二预备师师长陈明仁驻防四川省南部的叙永、纳溪一带，隔长江与北方的泸州相望。泸州驻有川军第五十三师，师长周成虎，抗战爆发时曾出川参加淞沪战役和武汉保卫战，后回川整训，管辖川南八县，不听中央的节制。中央几次派人去接防，均引起武装冲突，后命陈明仁前往。陈受命后，通过贵阳师管区司令胡启予（红帮分子）的介绍，取得红帮的协助，乃不费一枪一弹，不伤一兵一卒，使川南八县，统一于中央。[14]

第四，调动中央军监视不稳的地方部队。1942年以前，政府大致上是将中央嫡系部队集中置于日军的正面，以备随时作战。但在1941年之后，嫡系部队渐分散至全国各省，同时中央又设法将具有地方色彩的部队调离本省，派驻至较远省份，使其失去乡土的奥援。如此一来，中央与地方部队的防区分配，乃成为犬牙交错的形势。在日军降低其攻击性的前提下，此种部署方式使得中央能够有效地监视不稳的地方军系部队，使其对政府不敢存叛逆之心。战时政府深为各方非议之封锁中共地区的措施，即为此一政策较为特殊的一个例子。当时中央确曾调派嫡系部队围驻中共边区，但数量不如外传之众，且其监视的目标除中共外，尚包括陕、甘、青数省的地方军队。[15]在胡宗南的部队中，流行有“东御日寇，北制‘共匪’，西防苏俄，内服四马”四句口号，即为明证。[16]1938年12月，第二百师扩编为第十一军，徐庭瑶任军长，杜聿明任副军长，从湖南湘潭移驻广西全州。不久，番号又改为第五军，徐升任集团军总司令，杜升任军长。该军成立于抗战初期，为全国唯一的机械化部队，[17]之所以驻于全州，一方面固然是作为第三、四、七、九战区的总预备队，但是另一方面也有监视广西的作用。[18]又如1939年2月1日，军事委员会将原重庆行营撤销，另于成都、西昌设委员长行辕，分派贺国光、张笃伦为主任，目的即在控制西康及云南。[19]此外，第一战区的卫立煌，也负有监视阎锡山的任务。[20]

第五，利用新编和混编的方式推动部队的中央化。一方面，成立新的部队，自1937年抗战开始时，国军部队总额仅有49个军、177个师，经逐年的扩张，至1944年底止，已增至124个军、354个师，[21]将效忠中央的部队优先填入，或将几种不同来源的地方部队，编组成一新的部队；另一方面，利用机会打破地方部队既有的建制，进行混编——即将地方部队打散，分别编入不同的中央部队，[22]使其无法相互照应。例如1941年1月中条山战役前，军统系统的康泽即曾以第四集团军的孙蔚如部有倾共嫌疑，建议军令部将该部队“调长江以南分割使用，积极改造”。[23]抗战期间，除阎锡山的晋军外，其余的地方部队均被分割使用。[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