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央化的影响

虽然如此，抗战时期国军的中央化仍然有相当程度的进展，在地理分布上，抗战期间中央军逐渐遍布全国，连一向封闭的广西、云南、西康、山西、新疆各省，也都被打开了门户。在数量分布上，抗战爆发时，国军部队为各地方军系所掌握者，约占二分之一强；至抗战结束时，国军部队中，地方军系仅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中有些并已中央化，如川军表面上仍有10个军的番号，但是实际上川康军系领袖所能掌握者，仅有2—3个。[39]在已中央化的部队之间，下属机构已有可以相互交换的趋势，如著名的战地记者曹聚仁即有以下的观察：

大兵团作战，运用一百师步兵向前线，由统帅部统一指挥，在我们中国还是空前的盛事。每个部队，只服从统帅部的命令，移调往来，参加战斗，不问谁是指挥长官；甚至在第一线已经作战多日，而中级将领除了电话中听到长官的命令，双方还没见面的机会呢。各个战区的最高军事长官，虽对于军事布置及攻防决策可以贡献意见，但最后的决定权，还是属于统帅部，任何战区长官并不独断独行。统帅部的幕僚长，如刘斐将军，几乎和八年抗战相始终，若干战役，都由他来筹划决定，可是他几乎不为国人所知闻。前线负最大责任，支撑着若干危局的，也并无赫赫之名。这是湘军以来所未有的好现象；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当年皇皇求之而未得的风气，抗战中却不求而自得之。这当然和军事领导的气度有关，蒋委员长对全国所起的领导作用，将为历史家所郑重提及。[40]

曹聚仁以上的这段话，虽然夸大了国军进步的程度，并且过分突出刘斐的重要性，但是大体上仍不失为具有历史眼光的观察。虽然如此，国军中央化的结果也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试加以说明如下。

第一，政府推动国军中央化的措施，引起部分地方部队的疑惧，在前线时，“一怕敌人攻击，二怕被共产党吃掉，最怕的还是被友军的中央军缴械”。[41]在这种危机意识下，他们自然避免与日军打硬仗，尽量保持并扩充实力，唯恐被中央消灭。如抗战爆发后，龙云因地方军队调往中原参战，内部空虚，顾虑重重，乃于后方扩编部队，共陆续编成8个旅，人事安排全由龙云决定，归滇黔绥靖公署指挥。1941年以后，又改编为6个师和1个独立旅，各师、旅均属龙云直辖，未编入战斗序列。[42]但是，腾冲失守滇西告急之际，龙云仅象征性地动用了一点他的军队，至于他的宪兵团和他次子龙绳祖的陆军独立第二旅，则始终在他的老家昭通和他的身边，未曾离开一步。[43]抗战后期地方实力派既不能尽其全力对日作战，自然无法取得中央的信任，双方关系因此日形疏远，形成恶性循环。

第二，1941年以后，中央嫡系部队逐渐分散至全国各省，固能有效地监督不稳的地方部队，但是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国军战斗力强的部队本已有限，如欲发挥其最大效能，自应将之集中，机动运用，如今被割裂分离，彼此之间难以呼应支援；何况其任务又以驻防为日一久，甚至逐渐养成苟安心理，以为只要日军不来犯，便已达成任务，不能不说是战略上的一大损失。[44]

既然如此，我们不禁要问，国民政府自成立后，即采用和地方军系妥协的策略，利用感情的激励、金钱上的策动和赤裸裸的武力作支撑，除此之外，有没有更好的选择？

如果我们考察当时的时代背景，可以发现当时国民政府所能实际控制者，实是十分有限。抗战前夕，国府一年的预算约为12亿元，仅相当于美国一个中级公司或二流大学的规模；在军事上，至抗战时尚有东北军、西北军、桂系、粤系、晋系，四川的刘湘、刘文辉、杨森，云南的龙云和卢汉，以及西北马家等地方势力的存在，蒋介石的处境，仍是十分艰难。[45]抗战后期来华的魏德迈，即曾有以下精辟的观察：

中国的历史显示，她从未成为一个如我们所了解“国家”（nation）那样的政治实体。……蒋委员长决不是个独裁者，事实上他只是一支拼凑而成的军队的领袖（the head of a loose coalition），有时尚很难让其部属服从其指挥。[46]

在这种情形之下，蒋要想统一中国，进而和现代化的日军作战，除了用上述那些种种不光彩的方法之外，似乎没有更好的选择。事实上，根据中共后来的经验显示，国民政府并未做错，因为自抗战胜利后中共武力的扩大，主要也是靠着利用各种不同来源的部队，但是共军和国军的不同之处，在于处理这些“杂牌”部队的方式。中共通过他自己的一套政治教育、管教方式，以及整个外在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相对成功地改造了这些“杂牌”部队；而国军的问题，并不在于将地方部队纳入，而是在于未能成功地加以改造。

本章小结　现代战争乃是一种总体战，除了需要动员整个社会的力量，投入大量的物力、财力外，全国军民的一般知识水准，也必须能达到相当程度，官兵上下平素均有严格训练，临事一点不会马虎，始能谈到总体的配合，成为一部运转灵活的“战争机器”。

国民革命军自成立后，由于军校教育受到师资、设备、经费的限制，水准无法提升，学生在军校所学，仅是一点皮毛。进入部队后，又缺乏现代化、标准化的装备可以利用，所学的知识和实际差距甚大，[47]加上后勤支援系统的不发达，军官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于行政杂务，无暇进修充实，也少有人能继续接受正规的深造教育。在现代化的军队中，军校毕业后尚可由机关、部队、学校的轮调中学习新技能，但是中国的军官却无此机会。此外，由于连年作战，升迁容易，也减少了历练的机会，许多人年纪轻轻即升至高位，自易产生骄傲自满、不求进步的毛病。领导阶层既不肯研究现代军事知识和技能，又要打现代战争，怎能望其获胜？由此可见，干部素质的形成，除了与其进入军中前的资质及军中教育训练的品质有关外，人事制度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国军的人事制度，大部分是仿自德、日，对任免、升迁、调补各项，均有完备的法令，但是人事制度的树立，并非单纯的问题，而是和外在的政治、社会、文化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政治环境方面，最明显的即为由于战乱，使得人事作业无法按照正轨进行。人事制度的主要功能之一在于控制员额。在先进国家，乃由军政部门依国防计划而编定国军数额，由此而定每年各种军校的招生人数，以及升迁、退役的人数，并使将、校、尉各级人数比例，步兵与特种兵比例，军官、军佐、军属人数比例，机关、部队、学校人数比例，均能保持合理分配。但是国军于抗战时期人事变迁骤增繁复，加以交通困难、联系不便，致使职司人事机关，对于年资、经历，无法详密审查，更无从编定每年应行异动的数字；而机关、部队长官，则以缺员补充、增员充实，往往需才孔急，每不遵守人事法令，躐等超擢，权宜任用，遂使人事权衡无法按正轨进行，幸进屈抑的弊病，也就在所难免。更有进者，抗战时期，国内的政治尚未充分整合，中央主管人事的官员，不论管的是正规部队或是地方部队，首先即需注意各单位的历史，及其部队长与统帅部的人身关系，有些尚是鞭长莫及。[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