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地方军系的反应

地方军系部队，对于以上这些中央化的行动，则有以下几种反应。

第一，有的地方军系领袖宁愿让部队保持“破破烂烂”，也不愿将部队交给中央，因为一旦为中央所收编，领中央的饷，中央即会派新的师长来，原有的干部也多会更换。[25]中央如不予充分地整补，地方部队则自行整补，兵员、经费均取自地方。[26]但是也有的地方军系领袖为了争取中央的给养，拉拢中央要员，如徐源泉即通过同乡何成濬的关系，去疏通侍从室，凡有不利于徐的报告，均予以扣压，留中不报，徐军因而可以获得补充。[27]又如西北军系统的孙连仲，虽然不愿意将部队交给中央，但是仍然希望能保持良好关系，因此对于党政各方均派有专人负责联络。如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经理处长刘经泮负责联络孔、宋及政学系（主要是通过袁良拉拢张群）；军医处长丁云亭兼任南京办事处长，通过本家丁惟汾负责拉拢陈立夫、陈果夫；利用河北省同乡的关系，拉拢张厉生、张继等人；对于政训系统，则由黄埔出身的旅长侯镜如、黄鼎新及总部高级参谋陈绳武等人联络；对于军政部长何应钦的联络工作，也是由陈绳武负责。[28]川军的王陵基任三十集团军总司令时，不仅欢迎中央所派的沈久成（与军政部长何应钦为置州同乡）来任七十八军军长，以利于解决补给问题；更电请蒋介石派陆军大学毕业学员至三十集团军，协助整顿部队。于是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遂派晏子风、江涛、淳于扬诗、赵家卓等四名陆大将官学员前来，总部参谋长宋相成又介绍王靖华等人来。王陵基一律欢迎，委以副师长和师参谋长职。如此，加速了川军的中央化，王陵基更取得了蒋介石的信任。[29]

第二，中央派至地方部队的各级干部，常遭孤立和歧视，因此也无法发挥控制部队的作用。早在北伐时期，黄埔四期毕业的学生被派至冯玉祥的部队工作，冯多给予少将或上校闲职，欲求一排长而不可得。表面上是重用，事实上是排斥。冯部军官不分阶级，薪饷一律是每月102元流通券（服装、伙食除外），因此给予少将或上校官位，乃惠而不费之举。后来这些人回到中央部队中，比照同期同学以上尉任用，官降四级，但是饷升了九倍（月薪90元）。[30]又如1935年10月，中央军校开办成都军校，召集川军营、团以上军官和编余军官，入高教班受训，并招收川军中军士和部分青年入学，毕业后派入川军部队任带兵官，逐渐改变川军的成分。后来凡是川军军官不经中央军校“染一水”和不参加国民党者，均不予任用。如此，很快的即将四分之三的川军中央化。刘湘所采取的反制措施，则为尽量委派或更换中级军官，以武德励进会（最初由营长以上军官组成）的骨干掌握部队。[31]中央所派干部，在地方色彩浓厚的部队中遭到孤立的情形，直至抗战时期仍然存在，如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即在部队中通过他自己所掌握的人事室，实施政治工作，而将中央任命之张彝鼎所主持的政治部逐步架空；又屡次破译其部队中军统人员和中央来往的电报，但是傅部自编的密码，军统人员却无法捉摸。[32]如宁夏马鸿逵对于中央军校和陆大的学生，即非常不欢迎。跟随他多年的部属陈希贤、陈树勋等，一经入陆大学习，即遭马的冷淡，最后多被排挤而去。据说陈希贤更为此下过一跪，马才勉强给他一副参谋长的职位，但是始终不把他当作圈内人。[33]

第三，对于中央的收编和拉拢，地方军系领袖则常采取釜底抽薪之计，削除图谋携贰者的能力。如战前四川刘湘所部军长唐式遵、王缵绪、潘文华，师长许绍宗、郭勋祺等人，经中央派人联络而输诚。刘湘得知此事后，并不将这些人免职，改任亲信，仅更动中、下层人事，削弱其反叛的能力，如“每一军有三师，原来的三师长调走两个，自他处另调来两师长，只剩下一个师长未动。每师是四团，调开三个团长，只有一团是原来那一师的。每团三营，只留一个营长是原来的。每营有四连，也只留一个连长。一连有三排，留其一排，这一排就是他所能指挥的，也就是看守他家公馆的卫兵那一排人。”[34]此外，另命武德励进会派员密切监视唐、王等人的行动。[35]这些图谋携贰的军、师长，丧失了反叛的能力，但是对于中央又不能明言（否则即无“本钱”），中央也不能察觉他们已无反叛能力，如此双方可以相安无事。[36]

第四，对于中央在地方派驻军队，地方军系领袖则尽量抵制，甚至以武力相抗。如1939年中央任曾鲁为雅安团管区司令，于西康招兵买马，拟成立一志愿师。在中央大力支持下，至1941年春即已组成两个团，刘文辉见势不妙，乃乘其尚未配发武器时，派两个团将其包围，强迫解散，事后电蒋委员长，告以曾违反兵役法，收编土匪，破坏地方秩序，已予紧急处置，勒令解散，请其查照备案，蒋见木已成舟，无可奈何，只得将曾调走了事。1944年春，中央直接派兵开入西康，更被刘文辉击退。因此，直至抗战胜利，中央在西康的部队，仅有委员长西昌行辕的警卫团而已。[37]中央在云南，也有类似的遭遇。1943年起，陈诚和卫立煌所主持的远征军陆续开入云南境内，龙云不免有芒刺在背之感，但是又无法拒绝，乃以昆明行营主任的地位。对在滇的中央军设下种种限制，如不准中央宪兵在市区内驻扎和执行任务，中央部队调动不能经过和驻扎市区，防守司令部所属部队应驻于距市区20里以外。[38]因此，直至抗战胜利，中央军仍未能进驻昆明市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