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运用成败的原因分析

何成濬的沟通联系工作做得虽然成功，不过有时在未得到蒋的授权下贸然行事，不免引起蒋的疑惧。如1932年1月，何成濬拟发起湘鄂陕甘豫皖赣江浙九省联剿办事处的组织，经人向蒋检举，[59]而遭蒋责斥。[60]加上何主持鄂政，政绩甚差，不得人心，[61]最后遭蒋撤换。[62]

西安事变爆发后，何成濬曾致电张学良严加指责，责成张尽速保护蒋的安全，送返南京，以免自取灭亡。张复电表示蒋在西安一切均好，请来一看便知，并借以面商一切。何接电后颇有去意。绥靖总署参谋长杨揆一则力劝何应小心行事，认为张系翻脸不认人的角色，以杨宇霆和张的交情，尚被杀害，因此不可不慎。[63]何考虑多时后，托词自己威望不足，并且武汉地位重要，在局势动荡时刻不宜轻易离开，选择不去西安，[64]而于12月24日与川鄂湘边区绥靖主任徐源泉至南京，一方面条陈营救蒋委员长办法，并报告武汉治安情形，[65]另一方面则奔走各方，为徐运动湖北省主席职位。[66]次日，蒋自西安飞抵洛阳，平安脱困。自此何与蒋的关系乃更形疏远，[67]蒋将驻鄂绥靖主任公署撤销，另设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以何为主任，陈诚为副主任，又派陈的心腹郭忏为参谋长，[68]以架空何成濬。陈诚由于得蒋宠信，最后取代何的湖北省主席及湖北全省保安司令职位。而何则被打入冷宫，抗战时期只能担任不重要的军法总监职务。[69]抗战期间，蒋乘机将一些地方部队消灭，胜利后各地方军系领袖一律退役，已无须再作联系地方军队的工作；因此何成濬也已无继续存在的空间，只能退伍离开军界。[70]

相对于中央军，地方“杂牌”部队的装备较差、待遇较低，作战经验较多。虽然也是“国军”的一部分，但是对蒋介石的效忠程度不如中央军；有时应付不好，甚至会倒戈相向。由于民国以来的政局长期动荡不安，“杂牌”部队的向背，往往可以左右战局，甚至成为战争胜负的关键所在。[71]何成濬之所以能长期在中央与“杂牌”部队中间，成功地扮演沟通者的角色，原因有以下几项：第一，与蒋介石的历史渊源深厚，得到蒋的信任。第二，具备交际专长。一位出身“杂牌”部队的军界人士，即曾对何成濬所具有的独特条件，做过以下生动的描述：

首先，他既是老同盟会员和早期士官学生，而且在辛亥革命时就已露过头角，那么他就有资格掮着“老革命”、“军事家”的招牌先声夺人，呼应一切，而使杂牌小军阀头目不得不“肃然起敬”了。其次，他不但能够滔滔不绝地纵谈革命往事、军事韬略，以至日本的明治维新等等，而且因为他走秀才出身，对于封建士大夫的那一套周旋应对也极其娴熟。这一点也足使那些老粗军人们为之倾倒，而自惭形秽。可是又由于他在上海滩上长期生活的丰富经验，对于三教九流，吃喝嫖赌，可以说是行行精通、样样出色。这又使那些沉溺于腐化糜烂生活的杂牌军队的头目们不仅引为同道，而且视为老手，于肃然起敬之余，转而乐于相亲，相忘于放浪形骸之中了。[72]

此外，许多“杂牌”部队愿意请何成濬为他们牵线，投靠中央后愿意归何指挥的另一项重要原因是，何对收编后的“杂牌”部队从不整训。依何的看法，如要整训“杂牌”部队，即需对这些部队提供军饷、弹药，但是中央既不愿充分提供，且要派黄埔出身的干部进入，因此宁愿让这些部队来去自由，不受控制，也不加以整训。但是何对“杂牌”部队的此种立场，系与蒋的“中央化”政策相违，一旦蒋怀疑何与已收编的地方部队继续维持良好关系，系利用这些部队支撑其个人地位，即将其所指挥的“杂牌”部队陆续抽调，不再赋予重任。[73]

本章小结　综前所述，沟通型幕僚虽然自古即已有之，但是他们之所以能够长期于民国政坛扮演重要的角色，实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密切的关系，民国以来，政局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即使至北伐成功，全国名义上统一，所能实际控制者，仍然十分有限。抗战前夕，国民政府一年的预算约为12亿元，仅相当于美国一个中级公司或二流大学的规模；在军事上，至抗战时尚有东北军、西北军、桂系、粤系、晋系，四川的刘湘、刘文辉、杨森，云南的龙云和卢汉，以及西北马家军等地方势力的存在，蒋介石虽然在名义上为全国的领袖，实际上的处境仍是十分艰难。[74]抗战后期来华的魏德迈，即曾有以下深入的观察：

中国的历史显示，她从未成为一个如我们所了解“国家”（nation）那样的政治实体。……蒋委员长决不是个独裁者，事实上他只是一支拼凑而成的军队的领袖（the head of a loose coalition），有时尚很难让其部署服从其指挥。[75]

在这种情形下，蒋要想统一中国，进而和现代化的日军作战，只得采取和地方军系妥协的策略，以感情上的说服、金钱上的收买，加上赤裸裸的武力作后盾，除此之外，似乎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何成濬的例子显示，他的沟通活动，虽然并非每次均能奏效，但是大体上避免了不少的军事冲突，对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整合，确具贡献。1929年，蒋曾于日记中感叹“十余年来，川局扰乱，皆调解二字所误”，[76]显示蒋充分明了用调解的方式解决政治纷争的缺点，但是他似乎仍一再使用此种方法解决问题，而且使用的范围不仅限于四川一省。

事实上，根据中共后来的经验显示，国民政府对地方军系所采用的办法并非错误，因为自抗战胜利后中共武力的扩大，主要也是靠着利用各种不同来源的部队；但是共军和国军不同之处，在于处理“杂牌”部队的方式。中共通过自己一套政治教育和管教方式，以及整个外在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相对成功地改善了这些“杂牌”部队；而国军的问题，并不在于将地方部队纳入，而是在于未能成功地加以改造。

（本章原名《化干戈为玉帛：沟通型幕僚与民国政治》，收入本书时，书名有变动）

[1]具代表性者包括刘维开：《编遣会议的实施与影响》第5章，台北：商务印书馆，1989；李海生、完颜绍元：《幕僚政治》，人民出版社，1993，第149—158页；杨跃进：《蒋介石的幕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第147—159页；李英铨：《夹袋中人——政治漩涡中的民国幕僚》，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第268—273页；李英铨：《论智囊在民初政治中的作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武昌），2001，第38—45页；陈进金：《地方实力派与中原大战》，台北：“国史馆”，2002，第357—360页；张学继：《略论蒋介石幕府》，《浙江学刊》2001年第3期，第129—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