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雅德赉眼中的中国

雅德赉到中国前，曾读过大量关于中国的书，包括赛珍珠（Pearl Buck）的著作。[33]加上他在中国期间实际的观察与体验，自然会对中国有一些看法。雅德赉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人口过多，这样一个大国在工业化以后，必然会对世界产生影响。由于中国人爱好和平，因此不会产生侵略他人的“黄祸”，但仍有可能会减少西方人的就业机会，不过中国是否也会成为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为西方带来商机，[34]则是雅德赉所未曾想到的课题。雅德赉认为中国人深受古老习俗和迷信的束缚，亟待教育。但是这项工程浩大，应如何进行？由谁来做？雅德赉自己也不清楚。他在回忆录中说：

生活在这种异国情调的冲击下，我有一种奇怪的孤寂感。我强烈地感觉到这巨大的国家拥有超过4亿5千万的人口——为全人类的五分之一，甚至更多。曾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于水灾或饥荒，但是他们的死很少有人注意。只要丰收个几年，空缺又会被补满。在西方，由于人口成长曲线平缓，所谓的马尔萨斯定律（Malthusian law）只是一种可能存在的理论，但是在亚洲——在印度和中国，由于祖先崇拜和香火观念的影响，却是具有紧迫性且令人恐怖的事实。当这些国家工业化，人口变得越多以后，世界会变成怎样？如果洪水决堤泛滥成灾，将即是所谓的黄祸（Yellow Peril）吧！幸运的是，他们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不易侵犯他人。同时，除了祖先崇拜和多子多孙的观念外，他们是聪明且可教育的。这将会是教育和古老民俗、迷信束缚之间的竞赛。但是，教育4亿5千万的中国人和3亿5千万的印度人，是件巨大且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将由谁来做？如何做？[35]

值得注意的是，雅德赉在这段文字中将他对中国的观察延伸至印度。在他的分类中，印度人和中国人一样，都属于黄种人，[36]因此也是潜在的“黄祸”祸首之一。

和许多在华的外国人士相同，雅德赉对中国人的一些生活习惯无法接受。他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此有生动的描述：

我喜欢我的学生们，但是有的时候实在无法忍受他们不停的咳嗽，往桌边痰盂吐痰。虽然我不是个有洁癖的人，但是有时我好像真的无法再看到那种画面。所有的人，无一例外，喝汤时都像蟾蜍吞食苍蝇一样。我常邀请一些（学员）来吃饭，但是从第二次开始我就再也不准备汤了。当我回家（美国）后，如果有人问我对中国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会说：“4亿5千万人清晨起床后，齐声咳嗽、吐痰和擤鼻涕。”[37]

中国人对脏乱喧闹环境的适应能力也让他不能理解：

中国人的神经一定比较大条。他们用锣鼓和鞭炮来庆祝事情。他们像小孩子一样，明显的是为了喜欢喧闹而喧闹。此外，他们对难闻的味道也是同样的不敏感。对于重庆这种城市发出来的恶臭，他们除了忍受又有何办法？小江（嘉陵江）上每晚都有装满人类粪便的驳船驰过，当风从北或西边吹来，那令人作呕的恶臭即有如乌云一般，垄罩在城市上空。[38]

雅德赉觉得中国人都是懒惰的“猴子”（“monkies”），他们总认为没什么好急的，明天也还可以做呀。他们曾经为他做了一个浴室和厕所，做了三个星期还没做好；要他们找份香港的英文报纸，催了三次仍未见下文。仆役准备的手制捕鼠器，完全不管用；短波收音机也无法听，因为电压不够强。[39]雅德赉认为中国人不但懒，而且都是笨手笨脚，他曾说“至今我还没看过一个拥有机械技巧的中国人（I've yet to see a Chinese with mechanical skill）。”[40]

雅德赉心目中的中国人形象，好的特质包括了爱好和平、聪明和可受教（educable），坏的特质则包括缺乏敏感性、缺乏同情心、受传统迷信束缚、缺乏机械天分、懒惰。这些特征大致上与19世纪以来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印象相似，[41]只有懒惰一项特质与一般西方人印象不同，或许雅德赉的此种印象是来自平日与其仆役接触的经验。根据1942年美国所做一项调查，美国人对中国人的主要印象，依序为工作勤奋、诚实、勇敢、笃信宗教及聪明，[42]显示在中国有实际生活经验的雅德赉，对中国人的印象似乎较珍珠港事变后的一般美国大众来得负面。

对于中国的改革，虽然也有不少的讨论，但是根据雅德赉的观察，大多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他认为，不幸的是那些在上位者对底层的劳工阶级缺乏同情心。[43]其实雅德赉自己对于底层劳工也未必就有同情心。他的回忆录曾提及一次他在街上把没抽完的香烟随手一弹，就有一个半裸的黄包车夫将香烟抢下，“一口将烟头叼住，有如上钩的鱼，而脚步几乎未停”。[44]雅德赉于是又点了几根烟弹出去，并且暗中计算他们抢烟的速度，结果他发现最快的只有5秒钟。[45]虽然如此，雅德赉对底层的劳工仍然十分关心。他说：

（苦力阶级在抗战中）担负了所有的战斗任务，并且承受了大部分的灾难。他们被视为另一个种族，就像黑人在（美国）南方所受到的待遇一样。农业改良并不代表那些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农民，可以多分到一些谷子，也不代表那些苦力在战后的选举就会拥有投票权。国民党的党员都是社会精英（handpicked），一如美国的政党成员（members of the Kelly and Hague machines）。他们只会高谈战后的政经改革，却始终无意将政府交给苦力们，一如我们美国南方各州从未想过将州政府交给黑人。[46]

除了人口压力大、素质差，雅德赉认为中国所得分配不均的情况也很严重，必须予以解决。因此，中国除了需要教育，也需要大规模的政治、经济改革。不过中国将来会变成怎样一个社会，雅德赉认为也未必就是像西方人所想的那样。[47]

雅德赉虽然关心底层百姓，厌恶政治人物，但是他对亲身接触过的蒋介石和戴笠，印象都还不差。雅德赉曾在回忆录中，对首度会面的蒋作以下的描述：

我的座位距离委员长只有三英尺不到，因此可以近距离地观察他。他的头发两侧剪得很短，头顶的头发或许还不到半英寸，灰白的胡须刮得非常干净。我感觉我面对的是一位学者或智者（sage），而不是一位伟大的领袖。[48]

蒋介石在寒暄时对雅德赉表示久仰大名，雅德赉则心想蒋一定读过《美国密室》的中译本，不过这本书的版税可是一分钱都还没拿过。雅德赉不好意思提版税的事，只是世故地说：“在美国，即使是小学生都知道蒋委员长和蒋夫人。”蒋介石听到译员的翻译后，笑容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