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抉择(第4/6页)

血缘太远了吧?——立贤不立亲!

“选嗣总决赛”出现僵局,评委也好,观众也罢,目光都投向了拥有最终裁判权的首席评委——史可法。

“选嗣”选出这么一个结果,确实是史可法始料未及的,这让他陷入了两难境地。册立福王,无论是伦理上还是法理上都足以服众,偏偏势力庞大的东林党不同意。册立潞王,东林党满意了,但“舍亲立疏”的做法怎么能堵住众人的嘴?

潞王贤于福王?——哄鬼呢!除了琴弹得妙,围棋水平高,朱常淓还能有什么本事?难道还想选一个南唐后主李煜出来?后来的事实证明,朱常淓其实是最没品的一个!

朱由崧、朱常淓谁贤谁不肖,史可法搞不清楚,但他预感到,这次“选嗣”如果搞得不好,必将导致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波!

这种预感源自“选嗣”背后隐藏着的玄机——东林党与福王朱由崧有过节,确切地说,东林党与老福王朱常洵的旧怨难解,这才是僵局的根源。

这件事的过程很复杂,其实缘由很简单——万历皇帝想立不是长子的朱常洵为皇太子,以后接自己的班,但“逮啥管啥”的东林党不答应!

在万历时期,东林党为了阻止朱常洵继承大统,可以说是不惜血本,与万历皇帝、郑贵妃(朱常洵生母)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国本之争”。万历皇帝朱翊钧为此处置了三百多名官员,近一半遭罢免乃至流放。朱翊钧甚至以“怠政”进行抗议,但还是无济于事。东林党矢志不渝,凭借慷慨赴难的勇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这是一场长达十五年的拉锯战,朱翊钧最终还是屈服了,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册封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朱常洵同时被册封为福王。

山水轮流转,朱常洵虽然死了,但新福王朱由崧是否会“反攻倒算”,东林党人心里没底。与其拿自己的政治前途甚至身家性命冒险,不如索性将福王父子得罪到底!

别忘了,南京可是东林党的老巢。一时间,东林党人“倒福”的气焰甚嚣尘上,咄咄逼人,这让有些优柔寡断的史可法顿时举棋不定。

史可法的失误

史可法算不上东林党人,却是东林党元老左光斗的门生。他对东林党人的顾虑感同身受:万一成功登位的朱由崧果真翻起旧账,自己说不准也会跟着东林党人一起倒霉。

于情于理,史可法都要掂量掂量东林党人的担忧。但是,本来就气息衰弱的大明余脉,已经经不起任何折腾了!

站在十字路口的史可法,平生第一次感到自己肩负重任却又如此无助。眼前就像是有一张巨网,一张令人无所适从又难以逃脱的巨网。史可法感觉到,凭借自己的力量已经不足以撑破这张巨网,必须找到一个帮手。

史可法的运气不错,很快就找到了他认为可以一起商议定夺的人——马士英。

马士英(约1591~1646年),字瑶草,贵州贵阳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历任南京户部主事、郎中、大同知府等职。崇祯三年(1630年),迁任山西阳和道副使仅一个月,因以金钱交结朝中权贵,遭镇守太监弹劾,流寓南京。崇祯十五年(1642年),马士英在好友阮大铖的帮助下得以复出,任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庐州(今安徽合肥)、凤阳等处军务。

史可法选中马士英,多少带一点偶然因素。当东林党一边倒地“批判”福王朱由崧时,并非东林党人的马士英看准风向,暗中给史可法带了一句口信:“立君以贤,伦序不宜固泥”。

马士英是经历过大起大落的官场老手,“北漂”的覆灭、“南混”的喧闹,让他看到了政治投机的机会。马士英如愿以偿,他抛出一句模棱两可的口信,在史可法看来无异于雪中送炭,真是千金易得,知己难求!

史可法密约马士英至浦口,将南京兵部右侍郎吕大器、南京都御史张慎言等东林党人对福王朱由崧的诋毁之辞,毫无保留地向马士英交了底。

白纸黑字,历数了朱由崧的七宗罪:“不孝、虐下、干预有司、不读书、贪、淫、酗酒。”史可法还补充说:“在藩不忠不孝,恐难主天下。”

史可法的论断不无道理,福王朱由崧确实是有案底的。李自成攻陷洛阳的时候,他只顾自己逃命,结果亲爹朱常洵让人给煮了。南逃的路上,他还是只顾自己逃命,结果亲妈走散,下落不明。这么没品行的人,做什么皇帝?

史、马两人密议的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最终的胜出者既非“亲而不贤”的福王,也非“贤而不亲”的潞王,而是“既亲又贤”的桂王朱常瀛。为了照顾东林党人的情绪,史、马提议由潞王统制兵马。

两位大佬,难为你们了,竟然能把稀泥和到这种程度!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史可法在南明最关键的时刻,走出的第一步堪比国足的臭棋!就当时的形势来看,“爆冷门”的桂王有两大严重弊端:

其一,桂王是崇祯皇帝的叔叔,伦理上还是属于“舍亲立疏”、“侄终叔及”。

其二,福王、潞王此时身在淮安,距离南京不过两三天路程;桂王远在广西,快马加鞭赶来上任也得一两个月。

不过,史可法公布“选嗣”结果之后,以东林党人为代表的南京官绅倒是欢欣鼓舞。在他们看来,当初提议潞王也就是随手一指,只要不选福王,让自己不会被“反攻倒算”,爱选谁选谁!

东林党人积极筹划着,准备从广西迎接桂王登基。南京一片安宁祥和的景象,给史可法造成了一个错觉:皆大欢喜,大局已定!

此时的史可法又犯了一个绝对不能犯的错误——忽略了拥兵自重的武官。他一心希望以“和稀泥”的方式平衡各派势力,避免政治动荡,偏偏将实力不可小觑的武官撂在一边。

当然,这种做法源于历史的惯性。除了能够镇住武官的朱元璋、朱棣以外,明朝历来都是重文轻武,以文制武,谨防武官拥兵自重,犯上作乱。因此,朝堂上的斗争,文臣甚至太监可以掐得你死我活,但什么时候也轮不到武官说话。

史可法认为,这一次应该也不例外。但今天的境况,已经不能与过去同日而语了!大敌当前、宗社倾颓,武官就是“保国”、“复国”的希望,他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希望“重新洗牌”,一举改变几百年来遭文官压制的局面。

由于史可法决策失误,一场文臣、武将之间足以翻天覆地的政治风波正在酝酿。这场风波,将直接注定即将诞生的南京政权陷入绝境。

定策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