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抗争

留发不留头

从四月初到六月中旬，清军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便从黄河杀到钱塘江，一路上摧枯拉朽，大多数城池的军队不战而降。多尔衮认为，南明的抵抗力量已经歼灭殆尽，一统天下指日可待。以超乎寻常的速度、轻松加愉快地取得重大胜利，多尔衮不禁欢欣鼓舞，开始有些飘飘然了。

归附清廷的钱谦益指使手下向多铎进言，说“吴中民风柔软，飞檄可定，无烦用兵”。多铎信以为真，非常开心。前线的多铎如此轻敌，远在北京的多尔衮更是忘乎所以。

事实证明，当一个人忘乎所以的时候，失误将接踵而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这句话用来形容此时的多尔衮，恐怕再适合不过。就在清军横扫南京、杭州一带后，得意忘形的多尔衮经不住孙之獬的忽悠，发布了一道重要的命令——全民强制剃发！

多尔衮不可能不知道，这道命令将意味着什么。

早在攻陷北京之后，多尔衮便颁布过“剃发令”，要求前明的军民在结束对崇祯皇帝的吊孝后，按照满族人的传统，即行剃发易服。

多尔衮没想到，“剃发令”遭到汉族民众的强烈反对。清军初来乍到，对北京的情况不甚熟悉，尚未完全站稳脚跟。为了防止激变，多尔衮只得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五月二十四日发布新的谕令，宣布早前颁布的“剃发令”无效。多尔衮在这道新的谕令中向百姓承诺：“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

多铎、阿济格等大军一路南下时，一直都是按照新谕令的精神和政策执行的。多铎进入南京后，为了安抚民心，于弘光元年（1645年）五月二十六日发布告示：

“剃头一事，本国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官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员先剃求见，本国已经唾骂。特示。”

尽管清军在剃头问题上的态度有所变化，从“悉从其便”到“剃武不剃文，剃官不剃民”，但对于普通百姓还是没有作强制性的要求，还严令禁止不经请示、私自剃发的行为。实事求是地说，清军一路上能够顺利招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汉族文化传统包容、怀柔的政策。

可惜好景不长，志在必得的多尔衮于六月颁布了新的谕令，要求全国男性官民一律剃发。六月初五，多尔衮特意给南京的多铎下达谕令：“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傥有不从，以军法从事。”

一石激起千层浪，已被清军收入囊中的江南顿时风云突变！

不就是理个发吗？至于闹这么大动静吗？

相当至于！

首先，当时清人的发型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脑袋前半截秃着，后半截扎个尾巴，也不知道这群人怎么想的，竟然钻研出这种要多丑就能有多丑的发型来。

“美观”问题倒还在其次，最关键的问题是，发型再时髦也不能剃，因为孔圣人说过：“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孝之始也。”（当然，出家除外，那叫断绝尘缘、皈依佛门。）

剃发，就是不孝。不孝之人，生时遭人唾骂，死后还要下地狱。因此，从秦朝到明朝，普通老百姓从来不剃头，也没有“理发师”这个职业（最多是寺里的方丈友情客串一下）。东汉末年的曹操曾“割发代首”，今天看来纯属作秀，但在当时，是要付出极大勇气的！

现在，多尔衮让全国军民一起理发，他也是要付出极大代价的！

多尔衮不是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一年前的“剃发令”就险些引发北京骚乱。但越是这样，多尔衮就越是迫不及待地要推行剃发。

不同民族之间，武力的征服并不是真正的征服，文化的征服才是王道！

文化这个东西比较虚，必须有一个载体，发型、服饰当然首当其冲。因此只有剃发易服，才能体现出被征服者对征服者的心悦诚服。

多尔衮以为，清廷大军压境，江南传檄而定，与去年在北京“两眼一抹黑”的境况已不可同日而语，正是实行“文化征服”的最佳时机。

事实证明了多尔衮的天真。剃发令一出，很多已经归附清廷的地区纷纷揭竿而起，公开与清军为敌，他们以舍生忘死的抗争向多尔衮宣示：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命脉！

发型引发的血案，开始在江南各地上演，其中斗争最坚决、对抗最激烈、耗时最持久的，非江阴县莫属。

弘光元年（1645年）六月二十日，清廷任命的知县方亨到江阴县上任。方亨刚刚到任之时，江阴百姓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异样，因为江阴已经宣布归附清廷，新领导派一个知县来主持地方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几天后，常州太守宗灏派来了四名士兵，方亨不敢怠慢，“供奉甚度”，敏感的江阴人嗅到了一丝不祥的气息。闰六月初一，惶恐不安的江阴百姓借在文庙上香之机，向方知县探口风。口无遮拦的方知县直言相告，说这四个人就是上面派来督促施行“剃发令”的。

得此消息，众人惊诧不已，而令群情激奋的事情也接踵而至。同日，常州府发来诏书，其中竟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酷令。当时，负责抄诏令、写告示的小吏将笔墨一扔，吵嚷着跑了出去，将十个字的消息公之于众。

此讯一出，江阴城立马就炸开了锅。生员许用在明伦堂组织集会，喊出了“头可断，发不可剃”的口号，得到包括乡兵、百姓在内数万人的积极响应，自发组成抗清义军，正式宣布江阴起义。

在典史陈明遇的支持下，义军将库存的兵器悉数取出，开始在整个县城搞“武装大游行”。方亨躲在县衙不敢出来，只能写书信向常州府报告，请求派兵驰援。

次日，方亨的书信被义军截获，众人怒不可遏，冲入县衙把方亨给绑了，接着又将四名清兵（其实是投降的汉兵假扮）捕杀。义军推举陈明遇为首领，准备长期固守江阴。

事情越闹越大，陈明遇深感力不从心，便邀请寓居江阴的前明守备陈瑞之站出来指挥，但贪生怕死的陈瑞之不敢答应，拔腿开溜，一天后就被义军从城外抓回来斩杀。陈瑞之的儿子比较识时务，愿意投奔义军。虽然没有指挥才能，但他会制造火器。凭借一技之长，这小子好歹留下一条小命，心甘情愿地为义军效劳。

陈瑞之不敢担纲，义军又推举徽商邵康公为“指挥官”，徽商程璧也来到江阴，将家私悉数捐出，作为军饷。

江阴起义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常州，太守宗灏显然没有引起重视，只派王良率三百人前往镇压。王良本来是江阴一带的土匪，后来投降清军。他手下这三百人，一多半都是地痞，也就只会欺负老百姓，打起仗来连“儿童团”都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