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敌后(第3/5页)

土国宝和吴胜兆,一个文臣,一个武将,一起待在苏州,有点磕磕碰碰在所难免。土国宝不服气的是,吴胜兆仗着有兵权,全然不把他这个巡抚放在眼里,分赃也没他的份。这还了得?尽管还在战争时期,但清廷学习明朝“以文制武”的制度还是相当到位的。土国宝觉得自己没有享受到制度的“红利”,原因只有一个——吴胜兆飞扬跋扈、藐视上司,他这种态度只有一种解释:想造反。

土国宝言之凿凿,但洪承畴不是傻子,这种同地为官、文武不和、相互掐架的事情,都是前明官员玩剩下的把戏。吴胜兆谋反?给他八个胆,他也不敢!

话虽这么说,洪承畴也不能坐视俩人的矛盾日益激化。事情闹大了,万一捅到北京去,对大家都没有好处。为了息事宁人,洪承畴做起了“和事老”,既不采信土国宝的告发,又同时命吴胜兆移镇松江。

接到调令,吴胜兆火冒三丈:这不是拉偏架吗?凭什么滚蛋的是我不是他?

其实,洪承畴并没有“拉偏架”的意思,在不调整两人职务的情况下,这是唯一的选择。土国宝是文臣,虽然松江也归他管,但驻节苏州是朝廷圈定的,洪承畴没权力乱动。作为武将的吴胜兆就不一样了,哪里需要哪里搬,移镇辖区内的松江也还说得过去。

洪承畴没想到,吴胜兆一“误会”,麻烦可就大了。吴胜兆收编的原义师首领戴之俊、吴著趁机策反,怂恿吴提督“以民族大义为重”,奋起抗清!

吴胜兆最近相当倒霉,过得也比较憋屈,通过收编义师,自己掌握的军队也扩充到了四千人之众,但要在“敌占区”反水,与强大的清军为敌,吴胜兆还真没这个胆。

为了坚定吴胜兆的决心,戴之俊、吴著谎称钱谦益在苏州被抓了,煞有介事地说吴胜兆很快就会受到牵连。一旦被清军拿获,吴提督的项上人头可就不姓吴了!一番“讹诈”之后,戴之俊又给吴胜兆吃了一颗定心丸——他可以利用陈子龙的关系,与舟山的黄斌卿接上线,寻求支援。

身处旋涡之中,性命堪忧,又有“后门”可走,反水有了底气,吴胜兆终于下定最后的决心——反他娘的!

“后门”陈子龙不用多介绍了,著名的“愤青”一个。弘光政权覆灭后,陈子龙在太湖地区组织义师抗清遭遇失败,此时正在故里松江闲居。戴之俊登门求助,陈子龙欣然应允,一面写信联络黄斌卿,一面派友人夏之旭去见吴胜兆,坚定其反水决心。

吴胜兆的计划是以所率四千兵马夺取苏州、松江,黄斌卿的援军布置到江阴、镇江一线,牵制南京的援军。苏、松得手后,两军会合,夺取南京。

清军忙着清剿福建、广东和湖南,南京的兵力十分空虚,这个作战计划还是比较靠谱的。但是,这次行动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尽管有陈子龙的来信,但一味只图自保的黄斌卿不想跟着瞎掺合,免得惹火上身。

清代文学家全祖望评价黄斌卿“怯于大敌,而勇于害其同类”,实在是一语中的!

幸运的是,舟山虽然是黄斌卿的地盘,但张名振、张煌言等“浙系”将领也驻扎在舟山,未必是黄斌卿一个人说了算。张名振、张煌言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苏松可以作为前沿基地,联络太湖一带仍在活动的义师,一举扭转长江下游南岸“敌占区”的力量对比,发展抗清运动。

黄斌卿难排众议,被迫同意派出水师响应吴胜兆反水,双方约定四月十六日举事,吴胜兆派部将詹世勋、高永义到江边接应援军。

在沈廷扬(时任户部左侍郎、总督浙直水师)、张名振、张煌言、蔡聪(黄斌卿小舅子)的率领下,舟山水师浩浩荡荡驶向长江口。

做“海漂”必须永远牢记一句话:天有不测风云!

四月十三日,舟山水师在崇明岛附近遭遇飓风,船只损毁比较严重,主要将领纷纷落水登岸。由于是在“敌占区”,除了张名振在一位僧人的暗中保护下返回舟山外,登岸的将领先后被清军俘获。张煌言运气比较好,据他后来回忆,自己“陷虏中七日,得间行归海上”,最终还是回到舟山。沈廷扬和蔡聪就比较惨了,被清军抓个正着,于七月初三慷慨就义。

飓风过后,尽管舟山水师的大部分船只还能作战,但主将纷纷落水,水师只有原路返回。到了约定的日期,吴胜兆派去接应的部队并没看到援军。詹世勋、高永义感到事情不妙,索性再次反戈,率兵拘捕了吴胜兆,戴之俊、吴著被当场杀害。

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吴胜兆还没动起来就被逮了,实在是个十足的倒霉蛋。不过,与其归罪于天灾,倒不如说是人祸更贴切。黄斌卿先是首鼠两端,在张名振等人的压力下被迫派军,接着遭遇飓风,“浙系”将领纷纷落水,黄斌卿借坡下驴,不再派出一兵一卒。

黄斌卿不给力,吴胜兆内部也是危机重重,主要体现在保密和“政审”两个方面。造反的谋划应当在绝密的状况下进行,这个道理地球人都知道,唯独吴胜兆不知道。自从定下反水的决心之后,“表现欲”极强的吴胜兆四处“炒作”,唯恐他人不知自己很快就要“一鸣惊人”,还很不地道地将陈子龙、夏之旭等人一起“炒作”,搞得满城风云、人尽皆知。

吴胜兆决定反水,并变换发型,但詹世勋一直持反对态度,高永义虽然口头上赞同,却在行动上打退堂鼓,不愿割发。这些反常的举动,没有引起吴胜兆足够的重视,不但不搞严格“政审”,还将这俩意志不坚定的货派去接应援军。即便援军按期抵达,很难说他们会按作战计划引导援军开赴指定地点,说不定奔着清军大营就过去了。

尽管苏松反水的计划胎死腹中,但洪承畴觉得还是有必要到苏州稳定一下局面,虽然吴胜兆被逮,但残余势力未除。

四月二十二日,洪承畴派操江总督陈锦、镇守南京的满兵提督巴山率军抵达苏州,一面深入太湖地区清剿义师,一面在苏州、松江大肆搜捕反清义士。陈子龙被羁押到南京的吴胜兆告发,隐姓埋名逃往嘉定,又辗转逃到昆山,但还是没能躲过清军的抓捕。

五月十三日,一代“愤青”陈子龙在押解途中跳河自尽。经清军“地毯式”的大搜捕,太湖地区的抗清势力被剿灭殆尽。

“五君子”

永历元年(1647年)冬天,沉寂许久的浙江再起波澜,发生了“五君子”反水事件。

所谓“五君子”,只是一个概数,其实不止五个人。或许源自于中国人崇尚的中庸,太多了记不住(梁山泊人多,一百单八个,光是三十六天罡就够你背上半天),太少了显得势单力薄,所以统称为“五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