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中兴（第3/7页）

黄人龙、金声桓所忽略的，恰恰就是最重要的两点。

其一，从赣州沿赣江而下进攻南昌能否得手，关键要看下游的吉安在谁手里。如果在自己的手里，一路便可顺风顺水，至少增加三成把握。如果在对方的手里，那就麻烦了，成功的概率至少打个对折。

其二，地盘还在其次，关键要看对手是谁。如果对方是个草包，重兵守着天险也不足为惧。

江西目前的形势：吉安在金声桓的手里，以赣州的刘武元、胡有升、杨遇明等人的作战水平，万元吉都让他们难以望其项背，更别扯什么王守仁了，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

清军靠赣州攻陷南昌？想多了吧？

如今分析得再正确也没用了，被忽悠的金声桓选择了“南方案”，浩浩荡荡杀向赣州。三月十九日，金声桓亲率二十万大军抵达赣州。经招降无果后，金声桓开始大规模攻城。

二十万大军轮番攻城，由于地方太小、施展不开，虽屡次变换战术，但结果始终如一：攻不下来。

前面提到过，赣州的地理位置相当独特，三面临水、视野开阔，对付北犯之敌，简直就是固若金汤。当年还属于清军的金声桓吃过这个亏，后来是绕到赣州的南面，在消灭了从南安府增援的罗明受舟师后，从没有河水阻隔的南门攻入赣州城。

金声桓的记忆，果然掉了一地，一直就带着二十万大军在北面死啃。一帮人啃不动，换另一帮人继续啃；还是啃不动，就调坐镇九江的王得仁南下帮着啃。

王得仁一撤，麻烦可就大了！

金声桓起义时，绝大部分江西官员被杀，但时任江西掌印都司的柳同春侥幸逃脱，径直奔往南京“报案”，江西“易帜”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北京。

江西一旦丧失，南方形势可能将发生逆转，多尔衮登时警觉起来，先后下达三道命令：

第一，授正黄旗固山额真谭泰为征南大将军，会同镶白旗固山额真何洛会，以及降将刘良佐，从北京率大军赶赴江西平乱。

第二，命固山额真朱马喇、江南总督马国柱率军从南京逆江而上，在安庆与谭泰大军会合。

第三，命进取湖南的“三王”军队退守汉阳，防止湖北发生连锁反应。

闰四月下旬，谭泰大军抵达东流，开始兵分两路进攻江西。谭泰率主力进攻九江，何洛会率偏师进取饶州。由于镇守在九江的王得仁已南下帮忙去了，至五月初一，饶州、九江相继失守，江西的北大门洞开。

五月初七，清军前锋逼近南昌，金声桓、王得仁被迫从赣州撤退，赣州守将趁机出城追击，在金声桓的屁股后面打了一顿“太平拳”。十九日，金声桓、王得仁退守南昌城内。

开创南明“中兴”局面的江西，因大老粗金声桓的一念之差，瞬间演变成了危局。

“毁三观”2.0

永历二年（1648年）注定是不平静的一年，既是让“逃跑帝”朱由榔意外惊喜的一年，也是让多尔衮颇感头大的一年。

江西这档子事还没完全摁住，广东也发生了2.0版本的“毁三观”事件。——永历二年（1648年）四月十五日，李成栋在广州宣布“易帜”，反清复明！

李成栋我们应该很熟悉了，从投降清军开始，李成栋就成了响当当的名人。嘉定三屠、剿灭隆武、铲翻绍武、进逼广西、镇压“三忠”，桩桩件件都是这位仁兄干的好事！

毫不夸张地说，李成栋为清军平定江南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样的“死硬分子”居然反水了，到底在搞什么飞机？

李成栋在这个时候突然宣布“易帜”，当然主要是受到金声桓的影响。但是，任何事情的变化，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从吴胜兆到金声桓，再到李成栋，虽然各自反水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但总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我们隐约感觉到，这些事变的背后，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黑手！

这只黑手，便是清廷入关初期对待汉人的“潜规则”。

清军问鼎中原，一路摧枯拉朽，汉人纷纷归附。清廷在壮大力量的同时，也遇到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如何区别对待纷至沓来的归附者？

一视同仁？——幼稚！大家一起吃“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谁还会卖力干活？

论功行赏？——看上去很公平，其实更幼稚！战争时期的功勋，当然是胜仗打得多。打胜仗，需要实力；打胜一仗，实力渐长，如果级别也跟着长，你信不信，只要谁打遍天下无敌手，枪口一转就要打进紫禁城。

或许有人会说，等平定天下再挨个收拾不就结了？要么残暴一点，像刘邦对付韩信那样兔死狗烹，要么温和一点，像宋太祖那样“杯酒释兵权”。——换作其他朝代，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明太祖朱元璋也是这么干的。但到了清朝，情况就大不同了，因为它是少数统治多数的“异族”。

动一个汉人将领都有可能引起连锁反应，更别说动一窝了，满八旗就那几号人，经得住几个人捶？后来康熙以“削藩”之名玩“兔死狗烹”的把戏，“三藩之乱”（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便搅得清廷不得安宁。若不是人心已定，叛乱势力不占主流，最后的结果还真是很难预料。

平起平坐不妥，论功行赏也不行，按姓氏笔画为序就更扯淡了（聪明的立即改姓一，更聪明的连姓名都不要），那该怎么办呢？有办法！——按“投诚”时间排序，同一序列按功绩封赏。

第一等汉人是清军入关之前“投诚”的，武将归入“汉八旗”，文臣基本享受满族官员待遇（通婚不行，但可以担任掌握兵权的总督），统称为“辽人”，如范文程、洪承畴、孔有德；

第二等汉人是清军进京之前“投诚”的，功高者可以封王，如吴三桂；

第三等汉人是清军过江之前“投诚”的，封王是指望不上了，总督也免谈，如刘泽清、刘良佐、李成栋；

第四等汉人是清军过江之后“投诚”的，极少数得以苟延残喘，大多数等着挨刀，如郑芝龙、丁魁楚。

这个“潜规则”看起来纯属变相的“血统论”，其实还是有点道理的。如果将“投诚”当做风险投资的话，那么时间越靠前，冒的风险就会越大，得到的收益理应越高。

更重要的是，按这个规则排列，能打的人投诚时间比较晚，因而层次较低，层次较高的人大多实力不济，反而对清廷死心塌地，这太符合当权者的期望了！

吴胜兆、金声桓不适应这个“潜规则”，他们天真地认为功劳越大理应封赏越多，却不知道清廷还打这种“血统论”的小算盘。心里憋屈，又遭遇相当无耻的文臣压迫，大腿一拍就反水了。